《克里托》提問二 96114118

如果您是身處《申辯篇》與《克里托》情境的蘇格拉底，您願意為活得更好而被處死？或無法活得正當而寧願被處死？

蘇格拉底說：「但願我的申辯是成功的，但我想這很難……。」從《申辯篇》裡這樣的陳述，可以了解到：蘇格拉底不論是身處《申辯篇》或《克里托》的情境，顯然皆難逃一死。差別只在於蘇格拉底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死亡：是為活得更好，或是因為無法活得正當而寧可一死？

《申辯篇》裡，蘇格拉底表示自己願為活得更好而去死。但在《克里托》中，蘇格拉底又向老友克里托說明了，若無法活得正當則寧願被處死。我並不認為這兩個想法互相排斥：他的第一個想法是面對群眾所講，另一個是身在牢房面對老友所說。不管是蘇格拉底或是任何人，在不同的場合表現出不同的樣子，也是十分自然的事。那又為什麼蘇格拉底會表現出這兩種不同面對死亡的態度？

當蘇格拉底面對憤怒的雅典群眾與死亡之時，他說「我的結果可能是很好的」、「死亡可能是一種奇妙的收穫」這樣的話，試圖安慰自己並說服自己面對死亡。蘇格拉底不僅為自己申辯，同時也用這些話，婉轉地譴責法官們和不合理的判決：「在另一個世界裡我會見到真正的法官。」蘇格拉底在《申辯篇》表現得超然，是因為蘇格拉底有意識地把自己講得超然。他也清楚，既然別無選擇，終須一死。那無論如何，大庭廣眾之下的這場演講，他既然談到自己怎麼面對死亡，還是可以把自己講得從容赴死，並且留下大器的哲人身影。

而在《克里托》中，蘇格拉底就把自己講得比較貼近人性，他提到若逃走，會有如何的人民耳語在雅典流傳。若去外邦，也可能會遭受何等的異樣眼光。和《申辯篇》中的超然相比，這些都是很實際的顧慮。

在不同的場合中，蘇格拉底表現出他面對死亡時的不同態度。若我是蘇格拉底，也非常可能在面對群眾時，刻意把話說的漂亮。同時想到因為死後的世界或許幸福，而讓自己感到比較舒坦、比較不怕死。但，讓我去接受死亡的真正原因，則會是蘇格拉底在《克里托》中陳述的那些實際顧慮。因此若我是蘇格拉底，會因為自己無法活得正當而寧可一死。

〈克里托〉提問三 97114255

如果同胞皆錯，本篇的蘇格拉底何不選擇逃走，至他鄉傳播哲學，實現理想，何苦留戀故鄉，受死雖可明其志，卻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


蘇格拉底曾經質問雅典的人們對於至善、美麗、和美德的看法，後來他發現他們其實根本一無所知，但卻以為自己知道的很多，蘇格拉底於是總結道：他比其他人聰明的地方，僅只於他體認到，他什麼也不知道；在得知判決後他曾說：「我一死你們受到的懲罰，會比殺我還多。」，這只是他一時的氣話，和前面蘇格拉底的體認相對照後，我想他這句話真正所蘊含的意思是，他認為他的死，雖會令他的同胞被後世的人扣上一些罪名，但同時卻也能警醒世人，自己或許也是這麼的無知，那麼那些罪名就不會讓他的同胞承受到過重的包袱，這比遠走他鄉去傳播哲學更能帶來深刻的影響，也能將真理世世代代的流傳下去。
　　
如果再以「信仰」的角度，來去探討蘇格拉底的決定，我認為他也並沒有斷送傳達神諭的機會與責任，因為他所選擇去做的一切，從開始就是為了神的命令，最後受到同胞那樣的判決，我相信他會認為那也是神的安排，所以才能這麼堅忍地去接受它，他並非因為自私，甚至是因為想去更好的世界的心情，來面對死刑，而是因著神的旨意，用死亡來去彰顯神所賦予他去顯揚的真理。　　
　　
以上這兩點，呼應著他認為雅典人錯把死亡當作惡的理由，所以我認為傳播哲學和神諭這兩件事，對蘇格拉底來說和死亡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關聯，因為死亡對他來說並不是惡，反而更能將他想傳達的事，用死亡來發揮到極致。除此之外，蘇格拉底並沒有選擇逃走的理由，我認為並不是因為他在乎同胞感受多過於他愛神和哲學的心，而是他都是以「公正」為考量來當作出發點，再者如果他逃跑了，不只是法律和政令的摧毀者，也背離了他的良心與原有的堅持；蘇格拉底這麼說過「人即使受到惡，也不能以惡報復」，何況當他不把死亡當作惡時,就更不可能有其他理由，要去傷害雅典固有的價值，也正因為他是如此的愛護這個城邦，才會選擇留下來面對死亡。

克里托篇-提問五 97114131

　　如果說現況下，人都自滿於所擁有的知識，而不知道自己的無知，而且也不向善，身處於一個邏輯矛盾弔詭，善惡不分的險惡環境之中，那麼，哲學家的任務除了探求真理，還必須是世上的暮鼓晨鐘，敲醒每一個無知之人，使之向善，並且將真理擴散到世界上，使世界和平。那麼，改變現實是必然的結果於成本。簡言之，欲使人心皆向善， 改變現實的狀況是必經的途徑。

　　蘇格拉底透過大街上隨機找人的方式，企圖教導雅典的年輕公民，認知到自己無知，作後他們形成了一種師生關係，一個老師，還有少數的學生。而要透過這種方式改變現實的狀況－尤其是要改變的並非是掌權者的權力，而是全雅典公民的內心，讓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無知的，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因為這不是小團體與大政權的搏鬥，而是個人和城邦內所有公民的拉距。

　　今日，回顧過去，蘇格拉底以這樣的作法改變了少數人的內心，使之向善，認知到自己無知。但卻還是無法撼動集體雅典公民的內心，蘇格拉底最後依然被公民大會判處死刑，而那些支持他的學生，朋友們卻都沒有出來替蘇格拉底辯護，因為多數人的情緒已經被挑起，喪失了議事時該有的理性，此現象可見於柏拉圖＜申辯篇＞。我們看到多數人的言論成了語言暴力，其暴行除了讓少數人噤聲，甚至可以摧毀一個人的生命。我認為，這樣的做法對於改變現實狀況的功效是有限的。

　　蘇格拉底的言詞激怒了幾乎所有人，因為蘇格拉底並不是個通情達理之人，我們可以說，蘇格拉底是達理之人，因為蘇格拉底只知道他是無知的，過著哲學家的生活。但就以其言詞激怒了所有雅典公民這件事來看，我們不能稱他為通情之人。因為一個通情之人除了知道別人在想些什麼之外，也會知道什麼樣的語言或什麼樣的動作，會是一個人，或某一種人有什麼樣的反應。如果蘇格拉底是個通情達理之人，我想他對於改變現實的功效比起會激怒大部分雅典公民隻方法來得有效。

　　至於途徑，我認為只要是個通情達理之人，無論是私下且迂迴的教導同胞，或是掌握權力，以權力作為手段改變眾人之想法，或是其他途徑，都可以做得只比達理而不通情之人來得好。所以，我認為改變現實之途徑，就是使達理之人也兼具有通情之能力，這樣一來，不論採取其他任何實質的途徑改變現實，其功效都比只達理而不通情之作法來得好。

〈克里托〉提問三 97114209

如果同胞皆錯，本篇的蘇格拉底何不選擇逃走，至他鄉傳播哲學，實現理想，何苦留戀故鄉，受死雖可明其志，卻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


對蘇格拉底來說，他不在乎大眾所認知的某些行為。例如，許多人認為，為了他的朋友;為了他的家人，他應該逃走。但他不在意這些建議，他在乎的是他身為一個人以及身為雅典公民所應當遵循的原則，依據這件事情是否正當或是不正當，來決定是否做這件事 。

審判蘇格拉底的人認為，讓他死就是摧毀他一切的最佳手段，不過比起活的正當，死亡對蘇格拉底而言一點也不重要，死亡不過是讓他探討哲學的另一個開始，他或許可能受到另一世界公正的審判，或著是永遠無意識的沈睡下去。假使他為了避免死亡而逃亡，他也就推翻了他活了幾十年所認定的原則，就像是運動員不聽醫生的忠告一樣，身體受到損傷;違反了自己認定的原則他的精神的某部分將會受到損壞，而他的同胞也會剝奪身為他公民的權力，因為他同時也違反了他幾十年來所遵守雅典人的法律，他的家人、朋友也因此而受到傷害。

儘管那些人對蘇格拉底的審判，或許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蘇格拉底不能因此用逃亡來面對他們的審判，因為判決一旦宣布就具有約束力，就應當執行，假使他逃亡，就等於是像其他雅典公民表示，假使我認為不合理的法律，我就可以違反他，使他失效。那麼，雅典也將不復存在，假使那些人對蘇格拉底的審判是不正當的，就代表了審判者的錯誤，而不是法律錯了，但蘇格拉底逃亡，便代表著法律被摧毀的可能性，即便蘇格拉底會死，他也不希望雅典的法律瓦解，也不希望他遵循多年的原則被破壞，他不擔心眾人對他的想法，對他而言，他只要遵循他所認定的原則去生活，其他的就交給神來解決。

〈克里托〉提問六 97114259

如果政治只會使人墮落或不易保持純正，哲學家教人為善、明辨是非，其用意何在？若哲學未能使政治清明、使政客皆為政治家，世人何需哲學？


政治科學講求的是事實面與實然面; 而政治哲學則是著重價值與應然的陳述。應用在政治上的哲學，重點在提供甚麼是應該做的?也就是建構所謂的應然，哲學家研究世人的價值取向，並對現實生活中的政治提出理性的指導或引導。若政治終究只會讓人的黑暗面顯露，為何還需要哲學家?

首先，我認為這基本上和每個人的期望值有關。不同的時代、地方、民族性，對政治理念的看法或多或少有不同，對政治的理想界定一定也不會相同，到底怎樣才叫做墮落?甚麼樣的程度才叫純正?這正是哲學家們心中所欲求的。亞理斯多德說:政治家每每欲求的是擴大群眾權力，以取媚平民（亞里斯多德著《政治學》卷四貳章五），那麼政治家是實現理想政體的人，而政客則是擴大群眾的經濟利益來取媚平民?

我認為在這部分哲學家就是追求理想政體的人，若哲學不能使政治清明，就真的不需要哲學了嗎?那難道我也可以說，若蘇格拉底無法改變雅典城邦法庭中的人的想法，蘇格拉底就放棄哲學了嗎?該放棄他心中的理想了?

其次，哲學家教人為善、明辨是非的舉動，在我看來就是在回答他們心中最高層次的共善概念，即使政治本身是不是能被影響並非他們所能決定的，就像蘇格拉底申辯詞中說他自己無論過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表現始終一致，極力維護公道，無論是否能夠如其所願，據蘇格拉底所言，他認為他這樣做是聽從神祉的話，我認為這除了是他的信仰外，更是他的理想，哲學家的志業就在於此，必須提出他們心中的應然，並且努力說服及影響眾人，至於政治是不是真能清明，並非他們能確保的。

最後，蘇格拉底最後能做的，也僅能以一死向後代做最後的發聲。

即使充斥著政客，哲學家仍然必須要存在。若所有的哲學家都因為政治清明無望，而放棄了，那麼最後人類的政治生活價值觀，將會淪為完全的敗壞及顛覆。大家都會本末倒置，本來引以為美談的政治佳話，將會被唾棄的，原先詬病的政客一時間倒成了政治家，這和先前所說的:不同的時代、地方、民族性，對政治理念的看法也會有轉變是相同的。當哲學家都不再談論，世人將失去對理想政體的期望，那將也不會有進步。

哲學家存在的目的，我認為並非必定得去改變甚麼，而是建構或提出世人能依歸的價值觀，政客也才有進步的空間，世人也才能有所判斷的依據，或者說世人也才有機會去了解之間的不同，才有能力去辨別並轉變。

<克里托> 提問四-97114144

如果〈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能否稱〈克里托篇〉的蘇格拉底變成了雅典公民？為甚麼蘇格拉底的哲學家成色會變淡，最終屬於公民身份成為唯一的成色？何以公民不服從不是蘇格拉底的選項？

本人認為在＜克里托篇＞中蘇格拉底只是藉著雅典公民的身分再持續延伸他身為哲學家的身分，而不是如題所說的簡單一分為二，將前後蘇格拉底的身分立場迅速轉變而已。意思是蘇格拉底並不因他的舉動為雅典公民的一份子，而喪失原先在他心中哲學家所嚮往的追求死亡的世界。

哲學家成色會變淡的原因是，於＜克里托篇＞的對話中使用了他在＜申辯篇＞中哲學家時所認為無知的法律知識作為一切論證的基礎。在前後兩篇看出相互牴觸的部分為，哲學家成色較重時他所履行的權威不是國家的神，而是自己所創造出來的神，但在最終他始終以雅典公民的單一成色佐國家的倫理作為他的立論基礎，其方式就充分顯現與原先的哲學家思想所追求行家的目標，出現不同的方向。

在最後蘇格拉底也不是只簡單為哲學家走向死亡之路，才選擇不逃避死刑的審判。為了實踐自開始申辯的真理，蘇格拉底選擇以公民服從的方式，證明法官的審判是錯誤的。若選擇了公民不服從，到了政法修明的鄰國，成為損害他國律法者，徒增原先的審判說明他是律法損害者的理由。

在哲學家雅典公民和一般人身分的選擇詮釋上，我想如果就按照蘇格拉底表面所說的，前者他是哲學家的話為真，那麼他在後者對於自己也是雅典公民的那一部分也要為真，整體的論證才是為真的。但他在說自己是雅典公民時，這部分是假的。因此，在這裡可以大膽的論定他是說謊的，道理就像如果你表現得好就給你糖吃，但今天你表現好的時候卻沒有得到糖果吃一樣簡單。前提是真的情況下卻沒有實踐分明是論證為假的唯一特徵。或許你可以說他並沒有說謊，如果就照著他的邏輯來說，哲學家與雅典公民的身分並不衝突，可以同時兼具哲學家與雅典公民的身分，但試想在過去大聲嚷嚷對內公民一致但對外卻採行帝國主義橫行的雅典人，在做為人的身分上，他無法永遠都說一致的話這樣的立場，不是最為哲學家所詬病的嗎?而今雅典人的反反覆覆不一致的行為卻成為哲學家實現理形的說詞，在我看來，就像政治人物一樣，在說話技巧上一切以民粹主義的立場出發的現象一樣，然後再自圓其說一切都是身為人不得不說的高貴謊言，即使其他地方說得再對、再有道理，其中有項矛盾說不通就是說謊的。

在我看來，蘇格拉底所說的話都是一味想朔造自己是頗具charistma的意見領袖人物的形象，尤其是後來用雅典公民的成色呈現他的看法，無異是加深能夠追隨他的一般人的意志。他說要年輕人什麼書都不要念，但他真的看得起那些尾隨在他後面，只奉學費給他什麼書都不念自許為跟他同等級的人物?這現象就跟網路上常有的意見領袖，常對某件事情發表他的看法，然後引來一群網友表達跟他一樣的同仇敵愾，利用一個導火線引起民怨，讓不加思索的民眾一起加入撻伐行列，如此一來他原本的目的就達成了。

〈彌羅斯人的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97114250

〈彌羅斯人的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充分展現關於「甚麼是正義」的對話。甚麼是雅典人與彌羅斯各自堅持的正義觀？何以是兩種永難妥協的正義觀？您會選擇哪一種？

雅典人所堅持的正義觀：
對雅典人而言，「利益」、「安全」是他們最想要的，他們希望彌羅斯人臣服於他們，並藉此阻斷斯巴達對於他們的威脅，但是因為他們自身力量的強大，因此他們的正義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關係之上，認為這些中立小國都該臣服於我們雅典,並也藉此展示自身的國力，不過，只有我們旁觀者認為是不平等的，對雅典而言,這樣做並沒有不平等，因為我們本來就比較強大，而你們弱小，有什麼資格談對等，我們願意給予你們安全，這已是最大的對等了。

彌羅斯人所堅持的正義觀：
反觀對彌羅斯人而言，他們所要求的是真正國與國的平等,並且希望能建立為盟邦或朋友,而不是奴役關係,因此當雅典人提出他們的要球時,彌羅斯人自然無法答應,而且在他們的想法中,「榮譽」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為了表面的安全,就放棄了真正的自由,為了自己國家,他們願意奮戰到底,而且在他們的思考中,還帶有著「希望」，他們相信斯巴達會是他們重要的支援戰力,斯巴達會因為榮譽以幾自身的安危前來幫助他們，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是「現實」，彌羅斯人知道不管是戰爭或臣服，他們最後都會變成奴役，與其坐以待斃，還不如抓緊最後一線希望，說不定還能獲得最終勝利。

結論：
雅典人和彌羅斯人看正義的角度是不一樣的，因此對於正義的定義也就會是不同的，當然也就難以妥協，還有利益、價值觀的不同，雅典需要他們的臣服和進貢，彌羅斯則是要自身的自由，這兩者當然不可能並存的，對於我而言，我會選擇彌羅斯人的正義，因為他們是為了榮譽和自由去反抗惡勢力，但這是我以客觀的角度來看，如果當我身為強大的一方，為了政治和利益的考量，我也不能保證說不會像雅典人一樣，我只希望不要有此困境，並且希望能想出雙贏的解決方式，不過，最後我覺得，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正義，我們很難評斷誰對誰錯，只能說希望不要偏離了客觀的正義。

《申辯篇》提問三 97114240

倘若面對是非、善惡、對錯、利弊之論辯，少數人因恐懼大多數人而選擇噤聲，無人反對的多數人如何不成為多數暴力？

　　何謂多數暴力？多數決定未必是暴力，多數暴力意指「多數人做出影響或限制少數人權益、意志、和自由的不當決定」。即此，任何人都有權表達自我意見，無論此意見是多數人所贊同或不贊同的，更特別是在辯論上，無人可否定或肯定，只能在議題上尋求彼此能認同之處。多數暴力的產生，是群體中過半人數共同認定某一議題，進而否決其他少數，使議題傾向多數意見。回歸議題本身，那些贊同的多數人並不完全的明白議題的真實性及內涵，而不過是一昧的選邊站，舉例來說，若國家發放國民津貼，有多少人會支持呢？必然是多數，但往往能深入探討加徵稅金這一現實之人往往不多，該說誰是正確的？這多數是否明智？

　　回到蘇格拉底在法庭上這件事，蘇格拉底對那些控訴提出答辯，對陪審團總是提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辯詞，蘇格拉底長說他的智慧是體認到他自己的無知，所以他的知道是因為他什麼都不知道，這樣的辯護惹惱了陪審團，陪審團認為他在胡謅。事實上，蘇格拉底真的在胡謅嗎？正是他明白了一切的「知」所以他才知道他一切都「不知」，好比牛頓發現地心引力是因為蘋果砸到他的頭，牛頓才發現地心引力，同時他也發現了，原來他是「不知」有地心引力這東西。所以，蘇格拉底知道了一切，而陪審團從不關心他知道了些什麼，蘇格拉底不斷強調他的「知」及陪審團的「無知」，即此蘇格拉底更被陪審團厭惡。

　　總觀，多數暴力的形成是因他們不關心少數人在想什麼，或許少數人是對的，而多數人不停的盲從，站穩觀點便不輕易改變，可實際上他們什麼都不知道就亂站立場，剝奪少數人的意見或公義。多數暴力正是不傾聽少數才產生的，多數人大部分是無知的，少數人必須表達出知道來讓他們明白，沒有對錯的問題，是要尋找一平衡點，吾人說的話再不中聽，但其中必有道理。所以，多數意見也是從少數意見來的，當我們認清之後，便會發現那些自認「知道」的多數人什麼都不知道。

《克里托》提問一 - 97114183

為甚麼蘇格拉底在受審時堅不認罪，後來有機會逃走，卻選擇受死？蘇格拉底到底最在乎甚麼？

蘇格拉底尊重神的旨意，他認為他心中有一個聲音，神的聲音，也是他所堅持的原則。他認為人應該尊重專家的意見和批評，而非聽信眾人的意見和批評，專家是權威，代表了真理。他也認為人在任何處境下都不能作惡，即便是受到不平的對待，也不能以惡還惡。因此即便認為判決是不正確的，也不能以不正確的方式—逃獄，表達抗議。況且蘇格拉底曾說過自己必須去死，寧死也不願被放逐，這是他與律法之間的協議，如果他在未說服國家讓他離開的情況下就逃走，就是在摧毀律法。而這種以惡還惡的方式，是在傷害自己、朋友、國家以及律法。即便能苟且活著，也不能活得高尚、活得正當，那麼活著也就失去了意義。

《申辯篇》提問一 -97114223

蘇格拉底不願向同胞認錯、求饒以獲取無罪判決的原因何在？如果您是蘇格拉底，會採取不同的申辯策略嗎？

蘇格拉底在法庭上被判死刑之後，他認為在那邊裝可憐獲取一線生機是違反他過去的行為，他認為對方的指控全是虛假所以他要在這場審判中申辯自己的清白，他認為自己所說的一切都是真話同時也相信自己的做的事是神給予他的任務，不想為了求生而承認對方指控，一旦承認就代表自己過去做的事都是錯誤的以及違背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不會妥協向別人求饒而是在自己將死之前把所有真實說出來，他有自信肯定自己一生絕無做過對方所指控及誹謗的事情所以他不求陪審團的同情只求他們能夠搞清楚誰是對的誰是錯的，他知道自己在那哀求裝可憐只不過是那些人想要看的娛樂所以他不容許自己做這樣毫無尊嚴跟價值的事。
蘇格拉底也知道就算這次被判無罪，但那些厭惡他的人以及忌妒他的人仍然會在找出其他的罪名冠在他的身上，所以與其被這樣不斷的指控不如去走向被大家認為是邪惡的死亡，他在申辯當中也提出兩種死後可能有的世界，不管哪一種對他而言都比現況好，所以他不懼怕被處死反而坦蕩的接受並且在死前把神給予他的任務完成也就是說明什麼是智慧，就是人要自知自己的無知，而不是因為懂了一些皮毛就自以為無所不知。
如果我是蘇格拉底我也會把一切真相都給說出來洗刷自己所受的不明指控，給自己一個能接受的理由，但是就算這次審判官是公正公平的還給我清白，但那些憎恨厭惡視他為眼中釘並不會就此放過他而是會不斷不斷地提出新的罪狀指控他，這對一個人來說是一件很煩的事或是一種折磨，而且在這無數次的爭訟中也許會有一次就被真的處死了，那麼與其苟活還不如一次把所有事情解釋清楚就算陪審團們不諒解但對我而言至少努力把自己的想法傳給大家同時也完成神所託付的任務啟發更多的人。

〈克里托〉提問六

如果政治只會使人墮落或不易保持純正，哲學家教人為善、明辨是非，其用意何在？若哲學未能使政治清明、使政客皆為政治家，世人何需哲學？


負責同學：97114241、97114249、97114259、97114282、97113024。


請於下週一（十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前完成。

〈克里托〉提問五

如果政治與法律不可免，同胞之情不可少，身處其中又明白這一切的哲學家，除了私下且迂迴地教導同胞認識自己的無知，勸人為善，探究真理之外，有無其他改變現實的途徑？


負責同學：97114131、97114234、97114239、97114245、97114285。


請於下週一（十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前完成。

〈申辯篇〉和〈克里托〉綜合提問

您如何確定在這兩篇文獻中的蘇格拉底，對聽審的同胞和老友克里托都說了真話？因為他是哲學家、不怕死、老人、偉人？

負責同學：97114237、97114247、96113022、97114137、95114287、Jill。

請於下週一（十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前完成。

〈克里托〉提問四

如果〈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能否稱〈克里托篇〉的蘇格拉底變成了雅典公民？為甚麼蘇格拉底的哲學家成色會變淡，最終屬於公民身份成為唯一的成色？何以公民不服從不是蘇格拉底的選項？


負責同學：97114243、97114284、97114144、97114189。


請於下週一（十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前完成。

〈克里托〉提問三

如果同胞皆錯，本篇的蘇格拉底何不選擇逃走，至他鄉傳播哲學，實現理想，何苦留戀故鄉，受死雖可明其志，卻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


負責同學：97114209、97114225、97114233、97114255、賴信辰。


請於下週一（十月十八日）中午十二時完成。

＜彌羅斯人的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96115143

〈彌羅斯人的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充分展現關於「甚麼是正義」的對話。甚麼是雅典人與彌羅斯各自堅持的正義觀？何以是兩種永難妥協的正義觀？您會選擇哪一種？

　　在這場論辯中，彌羅斯所訴求的核心概念是「國家平等」，尋求與雅典對等的國家地位，甚至訴諸於未來，告訴雅典所抱持的態度的危險性。然雅典方面則很清楚地表示：正義的標準是以力量為基礎。強調自身權力的地位，一切以維護帝國利益為出發點，這才是最終目的。「正義觀」僅是手段，也就是說，怎麼做可使國家持續，就那樣地做。

　　從這場會議的存在理由來看，正義僅是作為自我保全的藉口。彌羅斯所言的正義，從他們所處的位子而言，是特別具有合理性的說法，因此我認為彌羅斯已為自己作出適切的辯護。首先以彌羅斯的角度來看，很簡單的，若妥協於雅典，將面對一個國家最糟糕的狀況──沒有甚麼比權力被消滅更糟了，然而，以雅典的立場來看，若同意彌羅斯所提出的訴求，其將面臨自身權力被挑戰的局面，雅典的說法很清楚：「因為和你們的友好，在我們的屬民眼光中，認為我們是軟弱的象徵」。對於國家而言，權力體系越少越好、越是安定，權力體系一旦林立，則越易造成混亂，權力要繼續運作必須具備相當的國家力量，否則其他有力量的國家將把權力消滅。國家間的平衡狀態並非平等，而是在彼此存有畏懼中取得平穩的狀態。因此在兩個力量不同等的國家而言，沒有彌羅斯所講的「平等」，那種東西僅被拿來當作對待地位較低者的「溫和態度」的表象。直至今日，雅典所堅持的正義觀依然是國家關係的法則，只是再沒有人公開辯論了，「國家平等」成為世界表面的默契，雖然不能完全否定「國家平等」此一概念的功能，但是對我來說，彌羅斯的正義觀是不可能體現的國家關係。

《申辯篇》提問二 - 97114208

在蘇格拉底申辯後，假定您決定站出來聲援這位哲學家的公民同胞，亦自知將同樣面對充滿敵意的同胞，您會為蘇格拉底和自己說些甚麼？

從 神諭說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人開始，讓蘇格拉底開始質疑神的答案，也因此他探訪了在國家中被大眾所公認的，所謂的聰明人，但在與之交談的過程中卻發現，這些 人只了解自己說了解的領域知識後便覺得自己了解所有知識，對照蘇格拉底以我一無所知的心態面對事物，這才是智慧的表現，因為真理越辯越明，因此從不知道開始提問，可以使心中的謎團越來越明徹，而這種謙虛的心才是做學問該有的態度。

蘇格拉底被控告腐蝕了年輕人的心靈，並且唆使他們學他一樣，以考查的方式對待事物，且使較弱的論證擊敗較強的論證，但事實上他只是強調自己不是擔任任何人的老師，只要是願意聽他講話的人靠近他時他就會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話語。也因此這是一個單純的，在公共場合的聊天討論，並不存在私相授受，密室傳承等問題，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允許人民在接上談天，相互討論問題，那還算是以民主著稱的雅典嗎？

再者，如果蘇格拉底當真腐化雅典青年，難道這些青年沒有自我的判斷能力嗎？青年有自己的思想，如果真是腐化青年的言論，那麼也不應該有這麼多青年願意支持他，如果青年無法被認為是有判斷能力的，難道虛長幾歲的陪審團就有所謂的判斷能力嗎?那 又要怎麼定蘇格拉底的罪呢？而青年的父母親戚只要是與蘇格拉底交談過的，也都沒有站出來指控蘇格拉底，反而曾經與蘇格拉底交談過的青年和青年的父母沒有出 來指控他，而是願意幫他說好話，到底以民主著稱的雅典，追求的是大眾的意見，還是少數握有政權的人呢？這樣的代議政治是否存在著缺點呢？

蘇格拉底的罪究竟該怎麼定，似乎也不是太過重要的事了，因為在現在所留下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甚麼都不知道。』相信在後世會得到認可，而你們如何說他腐化青年，這一切之後將會有所公評，蘇格拉底連有逃亡機會都放棄，更加不可能會選擇求饒，自己問心無愧，就不會在乎這一切。

《申辯篇》提問三 97114140

《申辯篇》提問三 97114140

倘若面對是非、善惡、對錯、利弊之論辯，少數人因恐懼大多數人而選擇噤聲，無人反對的多數人如何不成為多數暴力？

對於事情的是非、善惡、對錯、利弊，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標準，在《申辯篇》中蘇格拉底所堅持的標準與大多數人的標準不同，就算有少數人是贊同他的標準的，也因為恐懼多數人或者是受到蘇格拉底的言語激怒，喪失了理性，而做了不正確的判斷。

蘇格拉底在《申辯篇》中曾提出一長串的名字，來證明他的言語沒有腐蝕年輕人，蘇格拉底認為，那些曾經受到他誤導的人應該會出面指控他，如果沒有的話，那表示那些指控他的人只是在睜眼說瞎話而已。蘇格拉底甚至還提及了那些年輕人的親戚們，蘇格拉底表示，如果那些年輕人受於壓力不能親自出面，那麼他的親戚們總會出面幫他做證吧？

在少數人因恐懼於大多數人時，他們選擇了噤聲，但我想那是另一種抗議，一種「無聲的抗議」。那些支持蘇格拉底的人，如果在這樣的場合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那麼往後的生活會有多大的壓力不難想像，也就等於被貼上＂支持蘇格拉底＂的標籤，所以他們選擇保持沉默，不對多數人逢迎拍馬屁表示支持，也不給予蘇格拉底支持。我想這是大多數人在對於這樣的論辯時所決定採取的態度，唯有這樣才能保護自己。

會產生多數暴力大多與制度有關，試想若這場辯論會表態的方式是「不計名發言」呢？那麼事情還會依同樣的情況進行嗎？那些支持蘇格拉底的人便能暢所欲言，因為他們不用去擔心支持蘇格拉底之後所產生的後果。

美國政治學者Austin Ranney將民主政治定義為：「一個依據主權在民、政治平等、人民諮商與多數決等原則而組成的政府形式。」蘇格拉底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展開一連串的辯論，結果為何已經是眾所皆知了。在民主政體之下，「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似乎已經成了指標，但是這其中仍存有許多的問題。《申辯篇》裡我們得知多數的意見不一定就是正確的，在理想的民主體制下，我們都假設人民是理性思考的，但是在《申辯篇》中，我們看到蘇格拉底不斷的激怒陪審團，讓陪審團失去了理智，甚至陪審團已經不願意再聽蘇格拉底想要表達甚麼了。在這裡幾乎可以省略掉那些君主專制國家對於民主政體下＂公民素質＂的懷疑。這樣不禁讓人思考起民主這樣一個政體了。

(代po)

《申辯篇》提問三 - 97114254

倘若面對是非、善惡、對錯、利弊之論辯，少數人因恐懼大多數人而選擇噤聲，無人反對的多數人如何不成為多數暴力？


少數人因為恐懼多數人而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言論，因此使他們的權利或多或少的被抹滅，我認為這就算是一種多數暴力了。因為那些少數人是恐懼以及害怕那些多數人而不敢有所意見，這就跟被比自己強的人欺凌、威脅因害怕而不敢有所反抗一樣，都是種暴力，只是形式不一樣罷了。

就像是二次大戰時的希特勒，當時的德國人民因一次大戰時深受凡爾賽合約中天文數字的賠款的痛苦，因此認為撕毀凡爾賽合約、並且以政策承諾他們每個家庭的桌上都會有麵包、解決他們當時民不聊生的困境的希特勒是拯救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偉大的領導者，對他的政策其實都很支持，甚至連希特勒所謂的日耳曼民族才是最優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該殺的種族滅絕政策都表支持，才使得希特勒得以對德國境內的猶太人如此趕盡殺絕，但其實難道當時在德國的人都沒有人是理智的、是反對的嗎?其實是有的，只是當時希特勒已經得權，因此他也暗中對付這些人。在當時的德國，這些人的意見沒有辦法可以讓大家知道，因為大多數人都支持希特勒，這些人有的甚至因此也被希特勒監禁或者對付，我認為這就是所謂的多數暴力。

正是因為過去的歷史一直有在發生類似這樣的事情，因此我們的社會、文明發展到現在也了解到了這樣其實是不對的。也許我們對於政策或是一些需要決策的事情，必須以多數決的方式來決定，但我們也必須讓那些有其他意見的少數人有發表意見並被尊重以及參考的權利，多數人所決定的政策並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甚至有時會忽略少數族群的需要、權利，我們必須要參考各方意見才能做出最好的決定，時至今日，才有我們被教導的「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口號、概念的產生。

《克里托》提問二 - 97114238

如果您是身處《申辯篇》與《克里托》情境的蘇格拉底，您願意為活得更好而被處死？或無法活得正當而寧願被處死？


我想，在想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得先設想蘇格拉底當時身處的事什麼樣的時代、當時的雅典究竟是什麼樣的情況。

百年來，雅典歷經了多次改革，從梭倫到克里斯提尼再到伯利克里斯，雅典日趨「民主」，發展出了一個強大的公民會議做為最高決策機關，公民大會是所有滿二十歲的雅典公民皆能參加的集會，負責戰爭、結盟以及選舉政府官員等重要政務，當時除了軍事或財政等較專業的事務官員以公民大會選出外，官員皆由公民大會每年以抽籤產生，陶片流放制度則是每年在公民會議進行一次，目的在於排除獨裁政治的可能，所有的雅典公民都有可能被流放，但主要對付的對象仍是那些政要，這些功能賦予了雅典公民直接參政的權利，其次，從雅典各區抽選出三十歲以上公民組成一個五百人員額的會議做為實際執行政務的機關，議長為雅典的最高執行者。

西元前461年，伯利克里斯上台，當時據說只有三十五歲的他，擔任了城邦最最高執行官，他制定了官員領有日薪的政策，使貧困階級有了足以執行政務的經濟基礎，雅典的公民參政更進了一步，還起造了大量公共建設，在波希戰爭中被破壞的雅典衛城中加蓋大型神殿以及劇場，著名的巴特農(帕得嫩)神殿也是這時期所建設的，此外娛樂事業也改由國庫支出，民眾可免費觀賞，一方面取悅民眾，另一方面伯利克里斯為了保有權力亦即爭取公民的支持也不擇手段，甚至連賄選也在所不惜，伯利克里斯也強調公民意見的重要性，事情必須經過完整的討論才能做出最好的決定，種種努力，使伯利克里斯能夠獨掌行政大權長達三十年，三十年間，在雅典的公民大會中，公民們為了議題爭論得面紅耳赤時，伯利克里斯實際上是在實行自己的獨裁統治，也造就了後是歷史學家口中所謂的「眾愚政治」，公民受到為政者操弄，但仍以為治國之權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是在公民大會的議場中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雅典少了伯利克里斯這樣的強人，希臘世界的霸主也一再更迭，但這樣的政治已在雅典生了根，公民們在議場中被有權勢者操縱，型同傳聲筒，這時一位愛好在大街上與人議論的七旬老兵被控毒害年輕人心靈，為此上了法庭。

這時的雅典，已不再具備往日的榮光，不再是希臘世界的霸主，但她的人民，仍如往日般的驕傲，這個老兵，蘇格拉底，就是在這樣的驕傲下的犧牲者。

神諭告訴我，我蘇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因為沒有人比我更有智慧了，這可讓我困惑了...，那就去請教那些所謂有智慧的人們吧，看看智慧到底在哪裡...

這時的蘇格拉底，在訪談了許多社會上公認有智慧的人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原來真正的智慧，是知道自己的無知，而不是把自己某範圍的知識誇大成全面性的智慧，他告訴所有人，神認為他是最有智慧的，而眾人都是無知的，不知自己的無知，便是愚昧，而惹毛了那些智慧之人，被控訴而進入了法庭。

我說，這些人認為真正的智慧並不是我所說的這樣，他們說我毒害年輕人的心靈，又說我不信神，還創造了新的神勸別人去信仰，我在大街上講話，有人塞錢給我，就說我是有償授業，既然他們認為如此，他們認為他們是雅典的法律，那我就不得不服從他們的判決了，因為我實在太愛雅典人了。

克里托勸我逃走，但人們基於他們所認為的智慧而做了這樣的判決，但他們絲毫不知，這就是無知，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智慧，他們不知道自己是無知的，而我主張的是知道自己是無知的這樣的智慧，被人們基於無知而判為有罪，且既然我接受了這樣的判決，那就與他們達成了協議，這個城邦的價值在於，她講求協議的履行，如果我現在就走，不就證明了我這個生之於雅典用之於雅典的公民，根本是個不夠格的公民，連協議的履行都無法辦到，那我何德何能去主張什麼是智慧，我又如何高尚得活呢?而我也完成了神的事業，將智慧傳達給眾人了，人們如果要我死，那也是神要我死，因為神是希望人們得到智慧的，也許我的死便是神要以此提醒眾人智慧的本質，讓智慧得以在世界上散播。

那我只能說，我去死，你們去活，但無人知道誰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申辯篇》提問二 - 97114117

在蘇格拉底申辯後，假定您決定站出來聲援這位哲學家的公民同胞，亦自知將同樣面對充滿敵意的同胞，您會為蘇格拉底和自己說些甚麼？

　　我想我會說：「蘇格拉底所做的一切，其實正因為他相信神，所以他才付諸行動，他相信雅典的神，相信神賦予他的任務，但今天我們卻要審判他，而審判他的原因卻是他是個無神論者且腐化年輕人，指控他唆使年輕人不再相信雅典之神，我想這不是睿智的雅典公民所能容許的。前陣子，神廟裡的祭司解釋了神諭，神說，蘇格拉底是最聰明的人，但他卻質疑了這點，蘇格拉底四處探訪著他認為有學問的人，最後卻發現這些人對於他們所熟悉所專精的一切，確實是知無不曉，可是也因此自大了起來，在這個領域範疇以外的，這群人憑藉著原本的知識，自認一樣是十分精通，可是他們卻忘了假裝自己甚麼都知道才顯得最為無知，蘇格拉底體認到了這點，所以他才會說：『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甚麼都不知道。』正因為這樣的態度，才能更積極的去學習一切，我想這就是神交代給蘇格拉底的任務，他必須體認到這點，發現我們現在的公民社會缺少的就是一種學習的動力，庇祐雅典的神一定不希望看見我們只固守自己所知而不再鑽研其他領域，這不會使社會進步啊，所以蘇格拉底才必須四處宣揚神的理念，雅典的神希望我們繼續的保持學習的動力，透過蘇格拉底的行動，來讓世人了解神的用心。」

　　「大家指控蘇格拉底腐化了年輕人，我想不是這樣，正如前面所說，他所宣揚的是神的理念，這樣的舉動為年輕人們建立了正確的求知觀念，難道我們也要指控神的理念是錯的嗎？如果真的是這樣，我相信不會全部聽蘇格拉底演講的所有年輕人都被其蠱惑，這當中一定有人是睿智的、是清醒的，而且一定會在更早出面指控，但是直到現在，沒有一位年輕人控訴，甚至是他們周遭的朋友，這代表著蘇格拉底並沒有腐化年輕人的心，使他們不信雅典的神，反之，他是在幫助年輕人了解神的意念，步入正途，使他們不會將身心封閉不願接受外來新知。基於以上，難道我們要將一個致力宣揚神的理念的人，判他有罪嗎？」

《申辯篇》提問三 97114213

倘若面對是非、善惡、對錯、利弊之論辯，少數人因恐懼大多數人而選擇噤聲，無人反對的多數人如何不成為多數暴力？


在申辯篇中蘇格拉底即是處在少數的立場下，大多數的人都認同法官的看法並且也認為蘇格拉底有犯下那些罪狀，但事實上那些陪審團或者其他公民或許根本並沒有深入的了解抑或是根本不知道，只不過是隨波逐流跟隨著多數人的意見隨雞起舞而已。

但這些就是所謂的多數暴力嗎？我認為多數決定未必是暴力，多數暴力應是指多數人做出影響或限制少數人的權益、意志、自由等行為，才是所謂的多數暴力。但就當時雅典法庭的情況下，人人的意見都是透明化的，如若違抗領導階層的意見，的確有可能會受到不平的待遇，影響到個人的權益，所以在那個情況下的確可以說成是多數暴力。可是如果是在一般情況下，少數人因為害怕自己的意見為異議而不敢表達，那應該不屬於多數暴力，因為在一個社會中，以多數意見為決定的方式，只是一種獲取意見的方法，因為在一個社會中，人人的意見、聲音都不盡相同，如果人人的意見皆被採納的話，那麼就很難找到統一的意見，當然，若採納多數意見的同時，忽略或不尊重少數意見的話，那麼便容易產生紛爭，所以應該在採取多數意見的同時，也尊重聆聽少數人的意見，進而來思考決定事情。

多數暴力的構成應該受到表達意見的方式或者場所所影響，如果是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下，意見都將透明化的情況，那麼少數人的意見的確就有可能遭到隱藏，因為少數人可能會害怕將自己的意見在大眾的面前發表，擔心會受到多數人異樣的眼光，進而不敢表達出自己的意見，而讓多數人的意見成為唯一的意見；相反地，如果是在不記名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的表達自己的意見，那麼少數人的意見將不會被完全忽略，則會是另一個聲音並且也將被尊重，所以我認為表達意見的方式是重要的，多數人的意見並非就是多數暴力，而是看有無聆聽或者尊重少數人的意見，如若全然忽視掉另一方的聲音，那麼多數意見的決定也有可能受到質疑，是故尊重少數的人意見才能使得多數意見更為有正當性，並且將較不容易造成多數暴力。

《申辯篇》提問一 97114201

蘇格拉底不願向同胞認錯、求饒以獲取無罪判決的原因何在？如果您是蘇格拉底，會採取不同的申辯策略嗎？

蘇格拉底並不認為死亡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惡，沒有人知道死後的世界是怎樣，但是人類總是將死亡視為最大的罪惡。但是蘇格拉底並不這樣認為，相反的，他還認為死後說不定還能與古時候的英雄進行對話，來了解他們之所以與一般人不同之處是在哪，這樣對他來說或許是件更幸福的事情。因此，既然他不將死亡視為人生最大的恥辱，他又何必要去想辦法乞求同胞們的諒解，並且向他們承認錯誤。他認為那些爲了求生存，接受不正確的指控，並且試圖去討好審判的那些人，苦苦哀求無罪，逢迎他們的要求，無論這樣的哀求是否符合正義還是不正義的行為，才是最為可恥的。蘇格拉底認為，只要他說真話，這些真話自然會證明他說是無罪的，且民主社會不就講求公平公正的審判原則嗎?從他的申辯當中，我認為他的論點清晰，非常符合邏輯，反而是那些指控他的人說他有罪，卻拿不出任何證據，與他辯論、對質又無法有效證明他是有罪的；反倒是蘇格拉底有證據的証明，他是神派來的子民，他的行為都是神的旨意。所以，蘇格拉底為何要去乞求那些審判他的人，且為了討好他們而違背了自己的原則，以及國家最基本的民主原則。難道一個民主體制的國家，就只是去討好多數人，而不管任何的是非對錯嗎?或許，蘇格拉底捍衛的是他的哲學生活，以及真正民主制度涵意中的正義與公平，說不定蘇格拉底還希望藉由這個申辯，來喚醒在場這些自以為擁有民主素養的人，對於真正民主涵意的沈思。因此這個是他最在意的，他不將逃離死亡，做為他唯一的立場，因為一旦以逃離死亡做為自己唯一的目標時，這個目標就已經失去了自己心中所最在意的那個價值了。

如果我是蘇格拉底，我應該會採取不同的申辯策略。因為在那個當下，你已經知道這群人早就不是以公平、公正以及正義，來作為審判的標準時，為何還要在一群已經連對神最基本的尊重都沒有的人身上，渴望他們能夠了解自己所捍衛的真理呢?或許我比較偏向現實主義，我沒必要為了向一群不了解我真正所在意的人，而把自己逼像絕路，即使是在那個當下，我必須承受跨下之辱，且爲了逢迎他們，說他們想聽的假話。但是，正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唯有先保有自己的生命，你才有機會去達成你自己的真理。

《申辯篇》提問一 -96113016

蘇格拉底不願向同胞認錯、求饒以獲取無罪判決的原因何在？如果您是蘇格拉底，會採取不同的申辯策略嗎？

蘇格拉底在法庭上被判死刑之後，他並不認為求情的行為是正當的。我認為他不願意認錯求饒的原因有：

第一，關於認錯，他根本就不認為自己是有罪的，更遑論認錯行為。假使他認錯了，就代表他推翻了先前他所陳述的一切，那些對他的指控也就成立了，包括蘇格拉底必須承認自己確實在腐蝕年輕人的心、私自收費受業，甚至指控成立就是蘇格拉底否定自己發明的神而認同大家所崇拜的信仰。但是，蘇格拉底曾經說過，那些對於他的指控都是虛假的，唯有他自己所說的一切才是真實的，因此，他不可能會認錯，因為他這樣就是拿石頭來砸自己的腳。

第二，關於求饒，他根本不願用啼哭哀求的辦法來博取同情。蘇格拉底說：如果要讓自己無罪，需要做一些大家認為應該做的事、說一些大家認為應該說的話，例如要哭哭啼啼的、擺出一副可憐的樣子，再把自己說的一文不值。如果需要做這樣的申辯已獲取自由活命，那蘇格拉底寧願選擇死也不願意以此方法換取活命，因為他認為這樣根本就是無恥以及懦弱，所以他拒絕使用認錯道歉的方法。

第三，綜觀以上兩者，蘇格拉底最後選擇站在自己的思想，為自己的思想辯護，選擇自己所相信的神，他認為神才是最終的審判，就算結果真的是死刑服刑了，他的靈魂依然存在，只不過是離開了肉體罷了，所以他才毫不畏懼死刑且不願意低頭認錯。蘇格拉底不想用智慧來逃避死亡，他更不苟同那些乞求的行為，當然最重要的一點，他根本不認為自己是有錯的，因此他最後選擇接受最終的判決。

蘇格拉底使用了層層推論，把他自己的思想融入了日常生活當中，他用例子深入淺出的告訴我們，其實他根本沒有腐蝕年輕人的心靈，他反而是在救贖他們，蘇格拉底以馬的例子告訴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使用馬匹，使馬匹受到痛苦，而馴馬師卻是在照顧馬匹，讓他們成長茁壯成為一匹良駒，就好比他蘇格拉底，他就是馴馬師，他在照顧的是這些平民，並非是在腐蝕他們。蘇格拉底舉的這個例子有說服我，如果我是下面陪審團我會接受他這種申辯方式。但是，針對他的申辯策略，可能有一點我無法做到像他這樣完完全全服從神的旨意，因為根本不會有人是不自私，如果我是蘇格拉底，我可能會選擇要保命，不會像他已經死到臨頭還在挑戰大家的極限，敘述著對於死亡是如何如何的渺小；反而，我申辯的重點會擺在大家仍然沒有辦法理解我的地方，以最後的力氣告訴大家我的理想，期許大家可以接受我的想法，但蘇格拉底似乎放棄了大家會原諒他的機會，我想應該是因為他是神的僕人，他依循神的旨意，所以很堅持去說他想說的話，做他想做的事吧！

《克里托》提問二-97114228

如果您身處《申辯篇》與《克里托》情境的蘇格拉底，您願意為活得更好而被處死？或無法活的正當而寧願被處死？



這個問題若是放到現代，我想我不會願意屈服在莫須有的罪名之下，一定會抗爭到底；但若是在雅典城邦時代，我想我會寧願被處死，也不願意為了生存，而想盡一切方法來爭取同情，甚至是逃獄。
蘇格拉底在文中提到：一個人在做事之前若是要衡量生存與死亡之後才決定是否花時間在上面，那是大錯特錯的。應該要衡量的是行為正確與否，並非會不會因此死亡；就像是戰爭，若是我們認為替國家打仗是正確的，那就去做，不要管是否會因此喪失性命；若是顧忌死亡而不去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那麼才是最不應該的。
蘇格拉底明知自己有可能在申辯之後會被處以死刑，仍然不改自己獨有的申辯方式來替自己辯護，甚至惹火了陪審團的團員，這又是為什麼？原因在於，他認為自己是對的，他認為這些指控都是莫須有的，他並沒有收費教學，沒有收學生，更沒有腐蝕年輕人的心靈，因為他什麼都不知道，正因為如此，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與他人交談，進而增長自己的知識，然而這樣的行為卻被指控是腐蝕年輕人的心靈，難怪蘇格拉底寧願被處死，也要用自己的方式替自己辯護。
而在《克里托》中，蘇格拉底的好友克里托設法要說服蘇格拉底逃離監獄，趕在處死之前；然而蘇格拉底卻拒絕了克里托的好意，我如果是蘇格拉底，我也會拒絕克里托的好意吧！若是我在被處死之前逃離監獄，那不就代表我認罪了？代表我因為心虛而逃離。但是縱使逃離監獄，又能怎麼樣呢？被指控的罪名還是無法平反，甚至一生都無法再回到雅典城邦，縱使到其他地區，也可能再因為同樣的罪名而被處以死刑，這樣下去是無限輪迴的，是沒有意義的；所以蘇格拉底才會選擇拒絕克里托的建議，而選擇被處死。

〈彌羅斯人的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97114222

彌羅斯所堅持的正義觀：

對於彌羅斯而言，其欲堅持的正義近似於現代國家之公平正義之觀點，他們本身並不願意和雅典人為敵，甚至希望可以成為雅典人的朋友，然卻而非不對等之奴隸臣屬關係。彌羅斯人要的是城邦的安全、對等且和平的關係。

面對來自雅典的威脅，彌羅斯人認為不應妥協與屈服，雙方應進行實質對等的關係互惠，彌羅斯人有彌羅斯人安居樂業的權利，沒有向雅典俯首稱臣的必要。且雅典所提出的資源共享的「利益觀」也只是經過謊言包裝的一個幌子，實則是為了征服彌羅斯，使其成為雅典彰顯帝國力量的戰利品，如此一來彌羅斯就失去了所追求的和平與希望。

質言之，彌羅斯人所主張的正義便是：對於任何城邦來說，誰都沒有那強行迫使他方放棄本身之權利，即便本身勢力弱小或已面臨強勢者之脅迫。這是一種不容許外來人侵犯城邦的自主權。

雅典人所堅持的正義觀：

面對比自己弱小的彌羅斯，雅典人認為已提出最好之利益並做出最大的妥協。對於雅典人而言，所謂的正義標準係以力量為基礎，而有力量的一方能夠依其權力提供利益給相對弱勢之一方；弱者一方則必須接受、並妥協。雅典人已向彌羅斯展現其強大，且亦願提供共享資源彌羅斯人，僅需彌羅斯對其表達臣服，這對較為強大之雅典來說並無任何錯誤。

雅典之正義觀，乃屬於當時社會之正義的體現，故不能以現今社會之正義論之，當時的雅典，有其出兵的理由和必要(內部政治環境之因素，如:發生瘟疫等)，亦有能力提供彌羅斯人資源的能力，且其彌羅斯人提出之要求，也並非要殲滅彌羅斯人，相反的，當時城邦與城邦之間的關係，便是依據孰強孰弱所建構而成，雖然，雅典人所提出及所得之利益，是需要彌羅斯人以本身之受奴役來支付，然正義在需要以力量和現實去衡量時，雅典人自無退讓之可能。

何以兩者難以妥協？

    彌羅斯人和雅典人所追求的公平正義是截然不同的，彌羅斯人認為其維持中立的態度並不會影響到雅典的利益，然而雅典卻不願意冒著將來彌羅斯可能投靠敵對陣營來危害自己利益的風險，所以雅典人認為除了使彌羅斯臣服自己以外，無其它可能性；是以，在雙方正義觀是衝突的前提下，無妥協之可能。

      因此，我認為依當時之時空背景而言，彌羅斯人所主張之正義是過於理想化的，且其將希望放置於他方之斯巴達人更是不智的，因斯巴達人所持之正義觀亦與雅典城邦並無二致，雅典亦認為斯巴達不會對其發動戰爭來損害自身城邦之安全和利益，且其後亦證明雅典所想為真，正義皆是考量其所屬城邦之最大利益，彌羅斯在雅典兵臨城下之際，仍在堅持著其所主張虛幻之「正義」、「希望」，並無考量實際之情況，或使國家現況能達成安全之方式。

      相反的，雅典之正義，儘管其利益之考量之提出，的確是包裝著虛假的糖衣，然就現實層面而言，雅典對自身利益的取得，並保障其本身之強大和安全，這亦是對於其所屬城邦之正義。

      是以，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之下，我認為不應將侵略、使他方屈服之雅典，視為不正義。

《申辯篇》提問二－97114248

在蘇格拉底申辯後，假定您決定站出來聲援這位哲學家的公民同胞，亦自知將同樣面對充滿敵意的同胞，您會為蘇格拉底和自己說些甚麼？

　　在西元前399 年，雅典公民組成陪審團判決了蘇格拉底的死刑，其被控以二項罪名：
(1).不信仰國家所奉祀的神、引介新的神祉；(2).腐化雅典青年。

　　假定我決定站出來聲援蘇格拉底，我將就(1).蘇格拉底的思考模式；(2).蘇格拉底申辯這二項罪名時所要表達的意思。

　　

　　(1).蘇格拉底認為，只知道自己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會虛心求教，用問答辯證的過程找出真理，因為真理是會越辯越明的。從不知道開始提問，問到最後會淬鍊出一些東西，就如同實驗是檢視真理的唯一的途徑。對於求知態度是謙虛的。蘇格拉底把知識分成，「知識」和「意見」兩種，前者比較貼近於「定律」。求取知道有分「態度」和「方法」，態度就是以知道自己無知為起點；方法就是用辯證法，從對話的過程中追求精確定義。「這種過程是引導而不是灌輸」，是根據對方所言有邏輯的推導下去。

  

(2).在蘇格拉底被控告腐化雅典青年這方面，主要是表達說他強調自己不是擔任任何人的老師，只要是願意聽他講話的人靠近他時他就會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話語，且不管是老幼婦孺或是富人窮人皆一視同仁。當有人願意和他交談時，他會先拋出一個問題，聽者願意回答，在換他說，意思就是說決定蘇格發底是否可以說話的並不在於他，而是聽者願不願意給他機會說話。且這一切皆是在公開場合進行，所有人皆可以作證，並沒有在密室或是傳承弟子的問題。倘若蘇格拉底真的是在腐化雅典青年，那麼為什麼這麼多青年還願意和他說話交談呢？難道雅典青年自己沒有判斷的能力嗎？如果雅典青年真的沒有判斷能力就是代表雅典的教育體制一直是失敗的？那麼陪審團也是受到雅典教育體制的人，你們有判斷的能力判他有罪嗎？

 再來，倘若蘇格拉底真的是在腐蝕雅典青年，那麼為什麼沒有一個青年站出來控告他呢？即使青年不願意站出來控告，青年的父母親戚也會站出來指控蘇格拉底，但是事實卻是相反，曾經與蘇格拉底交談過的青年和青年的父母不單沒有出來指控他，反而願意支持他，幫他說好話。

　　在蘇格拉底被控告不信神靈且引進新神這方面，他提出美勒托的指控是自相矛盾的。因實在無法想像同一個人可以相信有關神靈和神靈的事而不相信他們的存在的。蘇格拉底將不信神靈界定為「不聽神諭、怕死、以不智為智」，又說人所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天天說美德，對自己和別人進行考查，證明他這樣做並不是不服從神諭，而是篤信神靈的最佳證據。最後，正由於蘇氏信神之緣故，以致他堅拒把三個兒子帶上法庭去懇求法官寬恕自己。因為，他以不懇求寬恕的行動堅決表明自己是篤信神靈的。從形式邏輯的觀點看；「如果她懇求寬恕，則正好是在控吿自己不信神靈；但假若他相信神靈，則他必不會向法官懇請哀求了」，它是一個對確的論證。

《申辯篇》提問二-97114235

在蘇格拉底申辯後，假定您決定站出來聲援這位哲學家的公民同胞，亦自知將同樣面對充滿敵意的同胞，您會為蘇格拉底和自己說些甚麼？

蘇格拉底在這場審判當中所背負的罪狀有以下幾點。首先，他被控告腐蝕了年輕人的心靈，並且唆使他們學他一樣，喜歡對事物進行考察，還能使較弱的論證擊敗較強的論證。第二，他被指出，自己發明了一種新的神，也只相信自己的神，不相信城邦所認可的諸神。

我會為蘇格拉底說：
「縱使知道蘇格拉底不願向同胞認錯、求饒以獲取無罪判決，因為他知道，這將違背了我們國家的法律，但是還是決定要替他申辯。

凱勒丰問神，是否有人比蘇格拉底還要聰明，女祭司的回答是『沒有』。蘇格拉底並沒有因此而感到高興，反而，質疑了神的答案。從此刻開始，他毅然決然地，踏上了尋找答案的路。

從詢問政治家開始，找了詩人，又找了工匠，這些大眾普遍認為是國家內最有知識並擁有技能的聰明人，在他們的對談中蘇格拉底發現到了，彼此根本就沒有什麼值得吹噓的知識好拿來談的，更別說那些自以為知道卻根本不知道的事情，因此蘇格拉底找到了答案，他發現自己比那些人聰明一點的原因是，他不認為自己知道那些自己不知道的事，原來，知道了自己的無知，是比別人聰明的。

有人可能會問，’無知’為什麼就會比別人聰明？我認為無知之人分為兩種，一種是知道自己無知，他就會對地上天下的事務進行考察，試圖得到解答，探究其真理，但他也不會因此自滿，虛心受教。另一種人便是對無知而無知的人，也就是不知道自己是無知的人，自認為知道解答，不去追求知識，還因此感到自滿，使自己永遠停滯不前，這種人是可悲的！

所以當你們指控蘇格拉底腐蝕了年輕人的心靈，這是錯誤的，因為他只是提供了一個尋找答案的路，指引我們找到正確的路，分辨真與假。

他是信神的，我們眾人的神，他完全的服從神，就像神的僕人一樣。縱使他對於神說他是最聰明的人一樣，他雖感到困惑，但他致力於解惑，終於得到了和神一樣的答案。而你們，說自己對神是忠誠的，卻懷疑了神所說的，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無論蘇格拉底的求證是真是假，但對於你們毫無求證並且質疑蘇格拉底的行為看來，這就是對的嗎？

『不要再被金錢、名聲和榮譽所誘惑了，唯有真理、理智和善才能使靈魂完整。』這是蘇格拉底所堅持的，也是要告戒你們的。」

我會為我說：
「蘇格拉底讓我知道，每個人其實都是無知的，只是自己是否能夠發現，並且藉由考察、詢問，找尋解答、證據，對萬事萬物都感到尊敬並且謙虛，其實，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財產，而我們的智慧是很少甚至是沒價值得！所以我們更要了解，無知是生命中的一把鑰匙，開啟了無限的可能。

我也曾經是那一群自吹自擂之中的人，當被問到事情時，總是毫不猶豫的說出自己的解答，並且誇大其辭，表現出自以為很懂的樣子。但當我遇到蘇格拉底之後，他說：『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是告訴人們答案，而是向他們提問。』我終於明白他所想要表達的，藉由不斷的問問題，解答，他再度提問，使自己開始對自己的答案感到疑惑，進而瞭解自己根本不懂，進而闡明了，這才是真的。對他而言『教育不是灌輸，而是點燃火焰。』。

縱使蘇格拉底認為對於死亡的威脅不感到懊悔，他說：『對或錯大於生與死。』但是，對我們而言他又是什麼？

蘇格拉底代表著真理，是使我們分辨對與錯的一盞明燈；而你們，代表著法律，掌握著我們的生與死，使我們陷入黑暗的泥沼中，在生與死的邊緣。如今，真理被判了死罪，我們國家，就再也沒有真理可言了，而我們，只剩下微弱的餘光去分辨真假，可想而知，這世界上的真理就更難找到了。」

《克里托》提問一 97114219

為甚麼蘇格拉底在受審時堅不認罪，後來有機會逃走，卻選擇受死？蘇格拉底到底最在乎甚麼？

雅典的法庭以不信神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審判蘇格拉底。但蘇格拉底本人在受審時，對於這些指控提出反駁堅不認罪。蘇格拉底會受到審判的起始原因，是因為他質疑典的人們有關他們對於至善、美麗、和美德的看法，發現雅典的人們雖然以為自己知道很多，實際上根本一無所知。而蘇格拉底本身比其他人聰明的地方，是因為他體認到了他什麼也不知道(I know nothing except the fact of my ignorance)。他的智慧導致了那些被他質疑愚蠢的政治人物對付他，而衍生出了這一場審判。

蘇格拉底認為，若一個人要在衡量了生與死之後才決定花時間在某件事上是否值得，那麼就錯了，蘇格拉底再採取任何行動時只考慮一件事，就是他的行為是否是正確的，一個人一旦有了他自己的立場，無論這種立場是好是壞，他都必須去面對，根本不用考慮到死亡..等  這些問題。

審判最後的結果，是蘇格拉底必須接受死刑。在死刑之前，蘇格拉底的朋友克里托來見他，克里托及蘇格拉底的一些學生，已經安排好了幫助蘇格拉底逃獄的配套措施，賄賂獄卒，安排蘇格拉底到其他國家。但蘇格拉底並不打算逃跑，因為他認為；一旦判決宣布，就具有約束力，就應當執行。蘇格拉底他若是逃獄成功，就等於自己摧毀的這國家的法律，否定了自己身為這個國家的公民所應當遵守的契約，否定了這個國家，這些都是他所最在乎，而堅持不願逃獄的原因。且作出這種事可能會使放逐、沒收財產、禠奪公民權等危險延伸到自己朋友的頭上。即使到了其他國家，其他國家的民們也會認為你是破壞國家法律、判決的一個人，這樣如何能說服群眾，生活在秩序井然的社會呢?

他認為自己在死去時，只是一個犧牲品，但不是因自己犯錯，而是因為同胞所犯錯誤下的犧牲品，但若是蘇格拉底以逃獄這種可恥的方式逃跑，以錯還錯、以惡報惡，踐踏了自己所訂立的契約，那麼會傷害了他自己、朋友、以及國家。因此他最後決定放棄逃跑，順其自然，因為神已經指明了道路。

〈彌羅斯人的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

〈彌羅斯人的對話〉（The Melian Dialogue）充分展現關於「甚麼是正義」的對話。甚麼是雅典人與彌羅斯各自堅持的正義觀？何以是兩種永難妥協的正義觀？您會選擇哪一種？


負責同學：97114222、97114250、97114191、96115143。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97114146

從修昔底底斯對伯里克利的評價中，他提出（1）廉潔 （2）尊重人民自由 （3）領導力（4）動機純良（5）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等五大條件，來論斷政治人物的好壞。您同意修昔底里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請按照重要性高低排出優先順序，並舉人物為例說明之。

我同意修昔底里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他提出的標準大致符合人民對於自己理想中政治人物的藍圖，我們希望我們的領導者清廉，又要他有良好領導能力，對於事物給予準確的判斷依據，並希望他尊重我們自由。

以重要性而言，我想我會列的順序如下：
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動機純良＞領導力＞尊重人民自由＞廉潔

我認為人們對一個政治人物最大的期待是希望他能替我們作出正確的決定，將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也就是謀求全民福祉)，畢竟一般大眾對於國家事務的了解不多，有其侷限性，無法結合多方專業知識來判斷專業的事務，所以人民才需要一個有能力作我們作不到的事的政治人物來代勞，如果一個政治人物需要完全靠民意來決定如何處理國家事務的話，那我們為什麼需要他呢？

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並不代表一個政治人物要標新立異，一天到晚跟人民唱反調，而是政治人物基於其既有知識(即其地位所能盡量蒐集到的資料)與專業能力(對於國家事務的嫻熟程度)判斷之後而作出的決策，如果政治人物本身不具備相關專業能力，也應多方徵求專業人才徵詢意見來作出的理性決策，一個政治人物最應該做的份內工作就是提出正確的判斷，當然此決策有可能完全與民意相悖，畢竟有時民意並不相等於全民利益，但如果因為害怕下台就逢迎民意，空泛的說一些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的話，那他就不應該成為一個政治人物，去當名嘴吧。

我會把動機純良放在第二位並不代表我不希望一個政治人物不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而是我覺得有時候事情不是因為你的動機是為全民著想就能夠做好，好心也可能辦壞事，我們是要選一個有能力為人民做事的人而不是在選一個好人。當然，如果政治人物能從全民福祉來作考量的話，那的確可以避免一些因個人私利所作出的錯誤決策，對人民也是好的，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動機純良相對於第一項來說算是次等重要的，所以我將其放在第二位。

至於領導力，這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很重要，畢竟領導力差手下就沒人可用，別人也不願意跟從你的決定，政策無法順利運行，變成一個四不像的政策，白白浪費國家資源（納稅人的錢），最後可能還會禍害民眾（例如建了一個沒人要去的體育館養蚊子，還造成治安問題）

我看到一個同學的文章，他說在國泰民安的民主社會不會有政治人物愚蠢到不尊重人民自由，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對此有些疑問，處在最繁榮時期的美國政府(算是現實生活中比較符合國泰民安的民主社會)，他們有完全尊重人民自由嗎？
每個民主社會的政治人物口頭上都說尊重人民自由，他們執行政策的時候真的有確實做到嗎？

廉潔，這個路邊民眾都會把它排第一位的選項我反而放在最後。我不是鼓勵政治人物可以去貪污，而是如果一個政治人物前四項都有作到的話，那麼廉潔與否反而不是那麼重要了。一個人做了多少事，就應該領取等值的報酬，那如果沒作那麼多事，卻要領過多的報酬，我覺得這才叫作偷竊納稅人的錢。

以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為例，第一，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
以華盛頓總統任內所決議之政策看來，他是個對事情會縝密判斷，但又尊重專家之意見來作出最後決策的領導者（此點從他主持制憲會議卻未干涉之可看出），但畢竟當時民眾將其視為英雄人物，也不太可能反對他，故此點無從判斷，只能說他「可能」不是個逢迎的人。第二，美國建立後，喬治‧華盛頓經過全體選舉團無異議的支持而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在兩屆任期結束後，他自願放棄權力不再續任，之後他便再次回復平民生活，隱退莊園，因此建立了美國歷史上總統不超過兩任的傳統，維護了共和國的發展。他並沒有像一般軍閥為了私利而建立軍權政府，所以我對於其幫助建立美國的純良動機給予肯定。第三，其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率領大陸軍團贏得美國獨立，並主持了制憲會議，制定了現在的美國憲法，且於接連兩次總統選舉中都獲得了全體選舉團無異議支持，很明顯，他的領導力很好，人民與手下都願意跟從他的決策並履行，甚至視他為英雄。第四，尊重人民自由，華盛頓主張不應限制宗教自由，其堅信唯有人民擁有對國家的主權，沒有人可以在美國藉軍事力量而奪取政權，所以他在1783年向邦聯議會辭去了他在軍隊裡總司令的職務，確立了由平民選出的官員來組織政府的先例，避免軍國主義政權的出現。第五，華盛頓父親留給他的財產多為土地，其當時擁有的莊園廣達32平方公里，但儘管他當時擁有大量土地，他手上的現金卻不多，後來他成為總統時，他甚至得借款$600元才能搬家到紐約接掌政務。華盛頓當選總統後，第一屆美國代表會議投票將付給華盛頓$25,000的年薪(在當時是極大的數目)，但華盛頓拒絕之。這是歷史上我們讀的到的華盛頓，但他當總統時到底有沒有貪污這點我也無從判斷，但我覺得他為人民確立了諸多典範，並為其國家建立付出之多，美國代表會議給予的報酬他當之無愧，其廉潔與否請讀者自由心證。

《克里托》提問二

如果您是身處《申辯篇》與《克里托》情境的蘇格拉底，您願意為活得更好而被處死？或無法活得正當而寧願被處死？


負責同學：97114228、97114238、97114273、96114118。

《克里托》提問一

為甚麼蘇格拉底在受審時堅不認罪，後來有機會逃走，卻選擇受死？蘇格拉底到底最在乎甚麼？

負責同學：97114211、97114219、97114246、97114183。

《申辯篇》提問三

倘若面對是非、善惡、對錯、利弊之論辯，少數人因恐懼大多數人而選擇噤聲，無人反對的多數人如何不成為多數暴力？


負責同學：97114213、97114240、97114254、97114140。

《申辯篇》提問二

在蘇格拉底申辯後，假定您決定站出來聲援這位哲學家的公民同胞，亦自知將同樣面對充滿敵意的同胞，您會為蘇格拉底和自己說些甚麼？


負責同學：97114208、97114235、97114248、97114117。

《申辯篇》提問一

蘇格拉底不願向同胞認錯、求饒以獲取無罪判決的原因何在？如果您是蘇格拉底，會採取不同的申辯策略嗎？

負責同學：97114201、97114223、97114231、96113016。

政治與善行-97114215

 「為善不欲人知」一語言簡意賅，古今皆然，然則言者眾行者寡，無論古之君者以至如今之商政名流，汲汲營營，皆為求一利字徒為虛名耳。
不可否認其功其果，其言其行，世上之事皆有其黑白利害可觀，而在莽莽都市中，一窩蜂群起效之恐落人後之事實為屢見不鮮，為追求個人浮名或追隨名流之腳步而出錢出力者更是不在少數；其實以結果論，施以實際之方法以行善者若因我等惡其伐善而偏反為之者實在太過孩子氣，如此以不成熟的心態而鼓動雙唇試圖毀之諷之，未嘗不是追求反方面之虛名？貽笑大方。
然則求善為本，求名為次。其本亂而末治者否以，萬不可本末倒置。以我輩浮世小民而言，積小善而持之以恆，較諸動輒千金萬貫於鎂光燈下者，其質本無不同。就如同被選為亞洲慈善英雄的陳樹菊女士，多年來勤儉度日，不羨豪奢，粗茶淡飯的生活平凡甚至於你我。憑藉市集上以賣菜為營，聚沙成塔，一點一滴累積了數十以至於數百萬，不為物質上更進一步的追求，而是慷慨捐獻與芸芸社會上諸多更需要幫助的貧窮角落、缺少注目的弱勢地方，此等高潔，與門閥高欄相比，高貴相同，卻更顯不易！
有多少的實力才能給予多少的幫助，但付出若是遠超己身，此人之品德修為實乃人上之人。而無論為之大善或小善，都是為了讓社會更美好或是讓生活更幸福如此。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 - 97114217

從修昔底斯對伯里克利的評價中，他提出（1）廉潔、（2）尊重人民自由、 （3）領導力、（4）動機純良、（5）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等五大條件，來論斷政治人物的好壞。您同意修昔底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請按照重要性高低排出優先順序，並舉人物為例說明之。

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基本上我很同意修昔底斯的五大條件，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這麼一個政治人物同時皆具備這五項條件，我認為他將會是一個非常棒的政治人物。但同時要具備這些條件，可能不是這麼容易，因此，如果沒有五個條件皆具，難道就不是一個好的政治人物?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同，或許只要具有其中一個條件，就認為他是一個不錯的政治人物；但也可能因為其中一個條件的缺失，就認為他不是什麼好傢伙。這算是一個很主觀的評斷。

從上述的五個條件來看，依我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其重要性的優先順序為：（1）廉潔、（2）領導力、（3）動機純良、（4）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5）尊重人民自由。

我認為廉潔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現在新聞很多都充斥著某某官員貪汙，使社會風氣一片混亂，讓人民也不太相信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不認為他們會為了增進社會大眾的福祉而努力，只是為了貪圖其中的利益而當政治人物。現今得政府官員最重要的應該是品德問題，而不是在一個政策中他能獲利多少。而領導力，在當一個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要有足夠的領導力，有足夠的能力才能做出對社會大眾有意義的事，畢竟我們不需要一個沒有能力的人站在我們的前方，無法領導大眾的人，又怎能讓大眾信服於他的作為。而尊重人民自由擺在最後一個，是因為我認為歷朝歷代的君王多都是依自己的喜好行事，很多根本就不重視底下人民的意見，甚至不順他的意可能就會丟了自己的小命。但舉例清朝的康雍乾盛世來說，雖然他們對人民的限制多，但依然能把國家管理得很好，只要不是太罔顧人民的權益，底下的百姓還是可以安然度日，因此我將他擺在末位。

因為我認為廉潔是最重要的一點，所以我要舉的是已逝的前法務部長─陳定南先生，陳定南先生可說是少數所有朝野政黨所共同敬重的政治人物。其一生清廉、勤政的形象深值人心，而且他也是個愛鄉土的人，在他任宜蘭縣長的期間，堅決反對台塑六輕在宜蘭設廠，且因為宜蘭的氣候及地形，容易引發酸雨的形成，對照於最近的雲林六輕兩次大火，更讓我認為陳定南先生是個很有遠見的人。而其在法務部長的任內推動反賄選，陳定南訂出了號稱台灣最嚴苛的賄選認定標準：新台幣30元。大幅調整檢察機關首長，破例啟用新秀幹才，成立「查缉黑金行動中心」。掃除黑金、查賄、肅貪大軍，其清廉的形象深受台灣社會各界肯定。

陳定南先生最為人稱道也是他自己最自豪的特點就是清廉、耿直，因此搏得「陳青天」的美號。

〈科西拉的叛亂〉（The Sedition in Corcyra） 97114236

 這場科西拉的叛亂實際上是整個希臘世界第一波革命之一，不免立下後起反動的一些前瞻性及指標性。當城市一個接著一個暴發了革命，後起之城市必然會去參考先前所可見的經驗，藉以對自身的革命行動修正並精進，因此判亂者紛紛為了奪取權利，發展出更為殘酷、更為駭人聽聞的報復行為。
    革命的風風雨雨進一步地腐蝕了世俗的價值觀：過去被視為魯莽的侵略行為，如今被視為勇敢；等待時機被視為懦夫的體現；中庸思想不過為一片薄弱的外衣等。不僅於此，革命的頻繁牽動了人類品行的墮落，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猜忌與敵對，沒有絕對的信賴、沒有絕對不變的誓言；沒有智慧的人為免暴露弱點及受到傷害，選擇直接行動，以暴力奪取權利鞏固其身。
    科西拉的內戰率先開起破壞法律與秩序的先例。在混亂的戰爭狀態中人類的道德品行趨為低落，不受正義的支配，嫉妒所有勝過自身的一切而產生報復心態。這場科西拉的叛亂引導出人類在低度生活水平之下，會因恐懼而顯露的野蠻和極度自利以自保的心態。相互制衡的制度因為人心不信任及不確定性而沒有保障，一切的理想美好只是空談，惟有強勢掌握控制他人的力量才是真實，才是勝利。

〈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 97114286

關於〈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如果你們在場，聽完克里昂和戴奧多都斯的陳述，會選擇站在那一邊？理由何在？

克里昂認為憐憫敵人是暴露自己的缺點，而雅典又是對屬民國家的暴君統治，對方並不會因此感激，反而會因此進行報復，所以更應該屠殺所有密提林人。他也提到人民很容易受到言論影響，反而不會根據事實做判斷。我可以同意他的想法，為了國家利益，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我認為實在沒必要到擴及到全部密提林的人民，更何況那些婦女和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認為對方一定會報復，殺掉戰俘已經會讓密提林不滿，如果連其他沒犯罪的男子和婦女、小孩都要遭受處罰，豈不是更易激起對方的復仇心?

我比較同意戴奧多都斯的觀點，既然克里昂覺得不該因為憐憫的情緒改變原有的決定，那在憤怒之下所做的決定是否又真的合乎理性呢？雅典又自認為是民主的國家，如果真的把密提林趕盡殺絕，其他屬民國家還會真心的服從雅典嗎？有可能看到雅典的暴行後，因為害怕下一個就會輪到自身國家而決定聯合對抗雅典。戴奧多都斯後面提到這是個政治議會，而非法庭，所以要思考對雅典最有利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公平。如果是在法庭的話，更應該依法執法，如果按照決議是史無前例，也已經超出公平的範圍。我也相信光靠嚴厲的處罰和手段並不能阻止犯罪的發生。也許短時間會有很大的成效，但誰能保證後來的人不會想要冒險。按照克里昂的觀點來看，當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問題時，都以暴制暴來解決，現在的世界會變成甚麼樣子？與其彼此互相猜忌競爭，何不學著了解和建立信心，以減少因為戰爭而死亡的人數和要付出的成本。

看完這篇辯論，我一直在思考克里昂和戴奧多都斯的共同之處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但為何想法卻可以如此大相逕庭？在與人民溝通時，政府到底要如何拿捏和人民的溝通？為何人民沒辦法看清事實，反而容易受到巧言令色的影響，卻聽不進去真相？誠實的人還因為說真話而必須接受處罰。到底是政府還是人民的問題？又為何看過歷史上這麼多的經驗，現代的政府與人民卻依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老師上課提過那個故事，我覺得跟這篇辯論有點異曲同工之妙。到底是該為了救人民的性命而選擇隱瞞，結果卻是被迫下台，還是老實承認，眼睜睜的看著人民病死，卻可以安穩的坐在位子上？我不敢說我是個無私的人，誰會想要下台呢？但我又不能旁觀死亡人數一直增加，卻束手無策。所以，我的想法是能不能老實承認國家的確只能拿到過期的疫苗，但為了救命，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施打，讓人民有了解的和選擇的權利。

科西拉的叛亂-97114203

因為這是第一批的革命,這件事情之後整個希臘世界都受到波動,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敵對的黨派.只要人性不變,這種事情現在發生,將來之後也會發生,只是程度會有所不同.

科西拉的叛變使得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發生了叛變,因為那些地方知道了別處所發生的事情,所以引起許多新的暴行,表現於奪取政權方法上的處心積慮和前所未聞的殘酷報附上.事物的改變,從用詞上就看得出來,不瞻前顧後的侵略行為變成黨派對於其成員所要求的勇敢;考慮將來而等待時機被看成是懦夫的別名.猛烈的熱忱才是真正丈夫的標誌,陰謀對付敵人是完全合法的自衛.

由於貪婪與野心所引起的統治慾望是所有罪惡產生的原因.一旦黨派鬥爭爆發的時候,激烈的瘋狂情緒發生作用,這是原因之一.許多城邦的政黨領袖冒充位公眾利益服務,但是事實上是為著自身利益而考量.他們不受正義的限制,也不受國家利益的限制;他們唯一標準是他們自己黨派的一直任性;隨時可利用不合法的表決來處罰它們的敵人,或者利用暴力奪取政權以滿足一時的仇恨.

這些叛亂的結果在整個希臘當中,品行普遍的墮落.觀察事物的純撲態度,原本是高尚性格的標誌,此時反而被當作是一種可笑的品質,因此消失了.相互敵對的情緒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態度對待對方,沒有哪些保證是可以信賴的,也沒有哪個誓言是人們不敢破壞的.因為無法相信別人所以只能盡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別人的傷害.因此大膽的直接執行動,造成整個雅典的混亂.整個價值觀的崩落也代表了雅典文明的崩解.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 97114130

基本上，我同意修昔底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以上五點確實是評價政治人物幾個重要的因素，而個人認為廣泛而言還有幾項也可以是評價的依據，例如：有同理心、性格穩定。若要分的粗淺簡單些，也可只分為能力與操守兩項。

動機純良、領導力、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廉潔、尊重人民自由。以上是個人排列的順序。

將動機純良排在一位的理由是，我認為若依著自己的良知做出決策，動機純良不參雜個人私慾，目的只要國家富強、人民安居樂業，這樣的政治人物必定能夠苦民所苦，將民之欲長存於心。而若真有這樣的人出現於政壇，人民夫復何求。

第二是領導力，其實我在此項與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之間考慮甚久，最後認為若僅有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而缺乏領導能力，固然是位很好的政治人物，但說不定很快就會被逼下台，因為缺乏說服、領導的特質，又怎麼能讓人民信服呢？一旦不被相信，也只能懷抱著政治理想黯然離開，失去實踐政策的舞台。

至於為何把尊重人民自由擺在最末位，是因為我認為在封建社會中，古代那些明君雖然對人民自由多加限制，但是因為將國家治理的井井有條，所以人民不會感受到很被壓迫或很辛苦。所以在五項中，我會較重視前面四項特質。

最後以蔣經國先生為例，用以上五點評價之。首先動機純良這點我給予肯定，因為當時中華民國就像是蔣家的天下，其政策決策目標就是希望台灣能夠富強，是無庸置疑。第二、領導力，經國先生能夠在其父逝世後順利接掌此大任，在混亂的時代帶領台灣走過經濟危機，我想這算是領導力的展現吧。第三、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在那樣專制獨裁的時代，他也根本沒必要去逢迎民意，只要做自己想要的決定即可。第四、廉潔，同樣的家天下的時代，廉潔與否不根本不在考慮政治人物考慮範圍內，甚至廉潔的概念在很多人民心中都形成。最後、尊重人民自由。蔣經國先生本身就統籌臺灣的情治工作，在主政時期仍採取威權統治為主，以警總及情治單位鎮壓異議份子，就此項的評價如何就不言自證了。

政治與善行-97114108

現今台灣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將來小孩、勞動人口將越來越少，老人則越來越多，社會必須承擔長期照顧老年人及其醫療需求的負擔。長期看護是件辛苦的工作，台灣現今也沒有良好的長期照護系統，因此外籍看護成為台灣一種畸形現象，這些外籍看護絕大多數是女性，甚至有許多人乾脆娶一個外籍配偶回家打理家中大小雜事。而這些外籍看護、外籍配偶因為收入有限，或得仰賴丈夫經濟來源，經濟無法獨立，且因生長背景不同或學歷低，若有生兒育女，也可能無法給予孩子充分的教育資源及幫助，造成教養上的困難或孩子人格發展缺陷；根據勵馨基金會近年受理的家暴案件中，多數為外配婦女，她們成為社會的弱勢族群。

身為台灣公民，我們不應忽視外配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與歧視，我想以公民記者的角度，用鏡頭、紀錄片的方式，紀錄外配的生活、她們平時遭遇的困難，因為結合聲音、影像，能帶給大家更深刻的印象和震撼，除了將台灣的社會問題呈現在大家眼前，引起大家對此問題的重視，包括政府、民間團體、企業及已與外配相處接觸的人們，一起面對問題，探討解決之道，也幫助這些外籍配偶有工作能力、經濟獨立、且讓她們知道永遠會有管道讓她們勇於為自己發聲。

若身為政治人物，我希望能結合民間社團，例如勵馨基金會，提醒社會大眾此社會問題，並宣導給予這些外配平等的待遇，擴大推動外配接受職前訓練的政策，使她們能擁有工作並經濟獨立，不要再依賴丈夫收入來源，讓她們從依賴人口變成可以養活自己、養活家庭的社會生產力來源。
並且推動建立良好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例如廣設公立、便宜、品質好的安養院，若預算不足，也可以採用公辦民營或委託非政府組織團體經營，提高台灣安養院的素質，降低安養院價格，避免台灣依賴便宜外勞的情況持續下去，形成惡性循環。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97114205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
從修昔底斯對伯里克利的評價中，他提出（1）廉潔、（2）尊重人民自由、 （3）領導力、（4）動機純良、（5）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等五大條件，來論斷政治人物的好壞。您同意修昔底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請按照重要性高低排出優先順序，並舉人物為例說明之。

我不能否認這五大條件確實是一個好的政治人物應該具備的，但是不是五項皆具備才算是好的政治人物？用這五項條件是否也可用來檢視現代的政治人物？我想是很困難的，當我看到題目需要舉人物為例說明時，腦海中頓時空白。

如果照我的想法來排順序，我的順序會是：（1）動機純良、（2）領導力、（3）廉潔、（4）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5）尊重人民自由。

為何動機純良最為重要？其實就關乎老師上課說的故事—過期的疫苗，我認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沒有錯誤判斷，但是他以什麼樣的動機做判斷？如果是一個良善的動機，其實他做出的決策也不會離民意太遠，一個政治人物如果內心不是為民服務，沒有純良的動機，如何稱的上好的政治人物？

舉孔子為例，孔子一心為民，強調仁德，仁君，他想要用自己的政治思想來輔佐賢君，他動機純良，成為萬世之師，但他未曾在一個國家得志，未能真正治理好一個國家，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認為孔子是一個好的政治人物，或許孔子為國君變成治好一國。反面呢？希特勒為德國納粹領導，他動員的力量強大、領導能力好、善於政治操作，讓德國盛極一時，席捲整個歐洲，甚至造成世界大戰，但是他動機不良，對人民、對歐洲、對世界，造成無比的傷害，儘管我們不得不承認他能力優越，但是他不純良的動機，我們永遠也不會認為他是好的政治人物。

再來是領導力，當然現在講的政治人物皆為決策人物，所以領導力便顯得重要，一個國家的興盛衰敗，全在於一個領導的手上，風行草偃，上行下效，當首領具有優秀的領導力時，整個政府團隊便能發揮最大的功效，甚至能有加乘的效果，如果一個上位者沒有領導力，那麼給他再好的人才他也不會用，整個國家在他統治之下便慢慢走向衰敗。

古代比比皆是例子，賢君治國，禮遇賢臣，國家發達，昏君治國，盡信讒言，國家衰亡，這讓我馬上想到唐太宗與魏徵，賢君與賢臣的代表，唐太宗在位期間，除政治、軍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在社會、文教方面都有更張，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大唐盛世。

廉潔在現今台灣政壇，被視為一個政治人物基本的標準，確實！人民總是期待政治人物是廉潔的，但是真的每個政治人物都廉潔嗎？還是只是我們看不到？法官都收賄了，更多利益牽扯的政治人物呢？我之所以沒有把廉潔擺在第一位，是因為幾年前看過一個民調，調查內容指出，如果政治人物能帶領全國興盛，人民生活幸福，經濟繁榮，那麼他有沒有貪汙，他貪汙多少，就變成沒那麼重要了，似乎形成一種：既然他能讓我們生活幸福，那些他貪污的錢也算是報答他的感覺，心中覺得這事情有些不妥，但其實就像公司一樣，整個公司都賺錢了，誰會在乎董事長賺最多？

其實這調查就在陳水扁爆發貪汙案的時候做的，從那時候，廉潔變成了判斷政治人物的標準，但這調查卻又顯示，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貪不貪，廉不廉，而在於是否能讓國家興盛，如果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持續發展，對於貪污這件事情，人民反感程度或許不會如此強烈。

至於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這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民主社會，這些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民選執政的，他若不從民意，選他何用？儘管民意可能是錯的，他明知道這點，但既然背後是選票，順應民意變成為理所當然，或者應該這樣說，民選官員順從民意，專家則堅持專業意見，兩相辯論，多元化的聲音，一定比執政者單純順應或提出相左之意見更好。

這馬上讓我想到現任台北市長郝龍斌任職於環保署長時下台的案件，因為政院堅持公投開放坪林交流便道，而郝龍斌則以專業堅持水源保護區不能開放，不能以民意凌駕專業，因而請辭下台，郝署長確實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的判斷，站在專業立場他的判斷是對的，但卻與民意相反，但他既然是政務官便也不用順應民意，但是行政院順應民意，至今卻也未發生翡翠水庫汙染的問題，部分功勞可能要歸於郝署長的請辭，讓專業意見被重視，交流便道採取限量通行的方式，這也是民意與專業辯論後的結果，或許不能完美，至少對人民都算是好的。

最後為尊重人民自由，這在民主社會是非常重要的，為何我卻擺在最後？當然國家昇平，國泰民安之時，怎麼會有政治人物愚蠢到限制人民自由，在民主國家根本不可能，可見這一項條件，用現代的眼光來看是非常不適用的，但若放在古代呢？每段歷史都是當代史，自由在古代是一件尊崇的事情，能尊重人民自由的政治人物，很容易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在經過祖先奮勇為後世子孫爭取自由的現代，自由變成基本，那用來評斷政治人物，便是最後一項了，甚至應該刪除。

台灣經歷過戒嚴時期，人民自由被大量限制，反對政府的聲音是要殺頭的，蔣中正是代表人物，時代背景是那樣，究竟他的限制是對還是錯？有支持也有反對，但很明顯限制人民自由國家是不會發達的。解除戒嚴，到了蔣經國時代，人民逐漸獲得自由，社會風氣開放，經濟自由發展，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蔣經國也成為許多民眾心中，永遠的好領導好總統。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97114253

從修昔底斯對伯里克利的評價中，他提出（1）廉潔、（2）尊重人民自由、 （3）領導力、（4）動機純良、（5）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等五大條件，來論斷政治人物的好壞。您同意修昔底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請按照重要性高低排出優先順序，並舉人物為例說明之。

首先，對於修昔底斯所提出用來論斷政治人物好壞的五大條件，基本上這些都是政治人物所具備的條件，只是相較於多少而論定，而民眾喜歡哪種類型的政治人物，大至國家，小至鄉鎮幾乎都會有所不同，就台灣而言濁水溪以北的人民跟濁水溪以南的人民，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較偏向意識形態去了!我對於修昔底斯的五大條件都同意，因為唯有掌握這五大條件的政治人物能得到人民的愛戴。

而關於這五大條件重要性的先後順序，就我個人的觀點排序如下:
(1) 廉潔à(2)動機純良à(3)領導力à(4)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à(5尊重人民自由。
依照以上的順序，我以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為例子，新加坡在李光耀擔任總理時，國家發展幅度相當大且相當快速，由於新加坡政府長期以來都是一黨政府，且用人標準都是需要經過層層選拔，且李光耀政府對於清廉這部分相當重視，所以上下一心造就了相當有效率的政府組織；當然，有些學者專家對於李光耀的領導能力給予高度的評價，但也有另一派的學者認為新加坡其實就是一人國家、專制體制，但是從國家發展現實面來說，李光耀為新加坡所貢獻的相當多，而去犧牲掉一些人民的自由對李光耀政府來說是必要的，若以一些自由換來國家長遠的未來這是值得的，而也因為李光耀強勢的做法讓當時有些許不滿的聲浪和意見出現，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一直以來朝著既定的軌道持續前進，例如:西方文化強勢的向中國文化邁進，但李光耀向西方說”不”的決心相當堅定，以創造屬於新加坡的特殊文化。
而新加坡發展到現代這樣的程度，李光耀可說是功不可沒，當然正反兩面的評價都有，但是就我個人覺得正面評價遠大於負面評價，也因為這樣新加坡在現今世界上才站有一席之地。

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97114146

關於〈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如果我在場的話,我會站在戴奧多都斯那一方，從利益來看，相對於克里昂的言論，戴奧多都斯的言論說服了我。

從克里昂的言論中，屏除那些攻擊對立者的言語，我們可以聽出他的重點就是以暴制暴。殺死所有反抗者，這樣做是符合公平跟正義的，因為他們反抗我，而且這樣做是符合我們利益的，因為暴力可以嚇阻其他城邦(即其同盟國)，使他們不在我們跟敵人作戰時搗亂，以致我們失去勝利，所以以暴制暴是正確的。

戴奧多都斯則認為只要懲罰那些有罪的，也就是帶頭叛亂的就好。因為不是所有的民眾都跟從他們領導者的決定，而且即便所有的民眾都跟從他們領導者的決定，也不要懲罰那些大多數的民眾，因為他們活著比死去對我們更有利。一旦懲罰了那些不是打從心裡反抗的人，會使將來那些跟密提林人一樣被領導者要求一起參與反抗行動的民眾失去選擇的機會，那雅典人能從他們身上得到的利益就相對少很多，因為對民眾而言，如果投降跟繼續戰鬥結果都是死亡，那他們寧願拼那一點勝利的希望死戰也不願投降。

我會支持戴奧多都斯的原因是他提出了一個一針見血的觀點：「人性是充滿貪欲的」

「只要是認真進行某一件事情的時候，想利用法律的力量或其他恐怖的手段去阻止它，這對人的天性來說是不可能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認為一個人有罪就要受處罰，而最嚴重的處罰莫過於死刑，但是從人類開始執行死刑以後，犯罪的行為真的被完全遏止了嗎？很明顯並沒有，因為人性是如此複雜，我們既害怕強權，有足夠的力量或信念支持後卻又勇於挑戰強權；我們既容易滿足於現有的成就並沾沾自喜，卻又對我們未擁有的事物充滿貪欲。因此，雖然暴力是一種快速且直接宣泄了我們憤怒的手段，但它並不是最正確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我們的目標不是在發洩情緒，而是怎麼得到更多利益。

克里昂說暴力可以使其它同盟國害怕而不敢叛亂，對！其他的同盟國或許會害怕，但是只會維持很短的時間，因為人性是善忘的，等傷疤好了，就不記得曾經有多痛，更何況他所想要警告的、那些未參與叛亂的同盟國，甚至沒有受到實質上的傷害，一旦他們覺得自己的力量足以顛覆雅典的政權，他們會毫不猶豫的去做，這就是人性。

既然我們做決策時始終無法避免人性這個極重要的變項，那就應該把它作為考量的重點，而不要去掩蓋它。人一旦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會想得到更多，這是天性，國家更是如此，給叛亂者悔過的機會不是因為我們天性寬容，而是這樣做對我們有利，活著的人才可以為我們創造更多的利益，而且過度屠殺只會造成人民對統治者深刻的仇恨，對統治者極為不利。因此，我贊同戴奧多都斯的主張，給那些未來可能有的叛亂者一個選擇的機會，也是給予我們自己得到更多利益的機會。

密提林的辯論 - 97114221

我會站戴奧多都斯所主張不處死密堤林人。克里昂所主張處死他們是對雅典人有利且正當的，但以一個城市而言，殺光了其成年人口等同是扼殺了一個城市的生產力，得到一個殘破的城市對雅典而言也無太大的用處。在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說，這是不利的。再來是城邦的上位者叛亂而人民也連帶受到處罰，對人民而言是不公平且殘酷的，我認為這也是不正當的。

假設當合法與違法的人都要遭受刑罰，那麼法律也形同虛設，沒有了法律該如何治理其他邦國，又要如何指他們心悅誠服，或許克里昂所謂寬大為懷，不念舊惡，有憐憫之感對國家的治理是不利的，但事實上，密堤林人民根本不應受到處罰，只因密堤林的貴族叛變，而懲罰所有人民，無疑是不合乎情理的。或許處死密堤林人可以滿足雅典人的憤怒與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卻也有可能產生反效果。想想若是以憤怒的情緒來治理國家，不但是非理性且危險的。如同戴奧多都斯所言，當人民知道戰死與被俘虜的結果都將死亡，那麼他們定會背水一戰，這將會導致雅典須花費更多人力與時間去平息叛亂，無疑是會造成兩敗俱傷。

克里昂所言，人民是會受到巧妙的言詞與似是而非的理論所吸引，叛亂城邦的人民也是一樣的，人本身就是理盲且濫情的，但不能因為這樣就不給他們悔過的機會，一個國家的治理應是經由良善的管理，而非高壓的恐怖統治，若是以克里昂的治理方法，人民只會因為懼怕而臣服，這樣的國家人心也必是動盪的。在當時已經找不出比死亡更重的刑罰了，但還是不斷有人在犯罪，可見得是一個國家治理的方式出問題，那麼只是不斷加重刑罰不但無意而且是有害的，當人民被壓迫到一個極限時就將反抗，古今皆然。

所以我認為戴奧多都斯主張的賞罰分明與鼓勵人民向善是正確的，謀策叛亂的主謀理應受到刑罰，但其他人應給予改過的機會，對國家有利的人就算做錯事也應該給予其機會，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有鼓勵人民改過向上的國家才會擁有未來的繁榮與和平。

政治與善行-97114204

在現今社會，大家對善行的定義有廣有狹，但從古至今，大部分會被人稱頌的善行無非是佈施、造橋鋪路、救災救人....等行為，但我自己對善行的定義算是相當廣義，我認為只要發自內心做出善意的行為例如助人，做出不求回報的犧牲奉獻在我來看即使是再小的事情都可以稱做為善行。

對於老師所給的第一個問題，在台灣的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在我看來，歷史上會被大家傳頌的善行幾乎都跟政治、金錢、救難、孝道這些名詞脫不了關係，每天新聞報紙打開都會有某某某捐款救助某機構，人人豎起大拇指讚揚某某某雖為富翁卻不吝嗇的樂善佈施，在台灣捐款這件事肯定是第一個受到大眾歡迎並表揚的善行，而能被傳頌的時間長短通常就決定於你捐出去的金額大小和是否被眾人所得知，還是有許多人都是默默行善不欲人知。

接下來莫過於就是對於政治上做出大動作的行為，其實我不太能確定政治行為是否能被大家接受並稱為善行，但依我廣義的角度，只是是對政府所做偏離民心的行為做出的適當批判和舉行的活動像是遊行等等都算是善行一件，畢竟政府若因此做出改變和回應讓整個國家和人民的福祉更加進步，這何嘗不算是善行一件??只要不是單純為自己選舉目的和政治鬥爭發起的無謂行為都在我人為公民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而對政府和全體國民影響的結果和程度也就決定了善行的傳頌與否。

第三項就是救難了，當嚴重的地震、風災發生時，大夥兒總是不遺餘力的幫助災區災民，不論捐款捐糧或身體力行的救災，災難越嚴重善行所被重視和知曉的程度也就越高，每天的新聞都會有救災影片，每個電視台都會有把愛心送往災區等等一堆的活動，大家發自內心的為自己的同胞盡一份心力，英雄在這情況下會有陸續出現，是否為人傳頌看起來就不是如此重要，至少知道過這件事的人會餵你豎起大拇指。

其他零零總總的善行多到數不完，當然也不會被公民所知和流傳千古，除非被寫成書籍流傳後世或經由網路被世界所知。接下來我繼續來回答第二個問題，政治人物可以做出什麼善行???其實應該沒多少人會對政治人物有所期待，台灣歷史上做出大善行被眾人稱頌的政治人物也是少之又少，反倒是惡行會被人特別記住，因為在其位所做之事肯定有正反兩意見，該做的事卻不得到公民認同該如何是好??還是得硬著頭皮做下去，反而是因為怕選票流失而無為的政治人物才是真正糟糕，表面上順應民意但卻不是真正該做的善行，是虛偽的行為。在我看來，一個政治人物，不管總統或是一個地方小官，只要是為真正的人民福祉義無反顧的作為都是善行一件，很多的事人民沒有專業知識而且容易被聳動，為了反對而反對，但若是你就為了選票和連任因此放棄了原則和堅持，你就應該受到唾棄並和善行的傳頌絕緣，人民總有一天會知道自己的反對是錯了，真正好的政策行為才是影響永久的，所以我對政治人物還是會有所期待，也希望他們符合我的期待做出善行，不管政治經濟外交等的行為，讓他自己讓人稱頌也讓國家和人民更加幸福。

附上一段影片~讓人稱頌的善行~台灣阿麼陳樹菊女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VLNuVyj3RU&feature=related

說謊與全民福祉-97114251

倘若同胞如此輕信於人，又何能接受言語上的勸誡?難道面對民眾，只有說謊，諂媚，而難以說真話而說服之?即使為了眾人福祉，也只能透過說謊而達成目的?

首先，就我看來說謊只不過是一種為了能夠讓自己繼續掌握政權所操弄的手段，而全民福祉只是為了能夠更加鞏固自身所擁有的政權而不得不達成的表面成果。平心而論，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假設治國者是位名君，但國家真的會隨之變的強大嗎?人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將她們伺候的舒舒服服並且百般討好的「小丑」?還是一個真正能夠為他們帶來國家利益(注意是國家而非個人的利益)的「賢君」?在刻板印象中我們總是認為人民應當要從「實際」治理國家的角度來評斷當政者，但是從人性的角度思考，人民常常會無法面對自己的問題，而上位者也為了能夠迎合人民的需要而隨之變的媚俗。

正如同老師課堂上所強調的，維持和破壞雅典人的美德居然是「向同胞說謊」，這似乎不同於我們往日潛意識中的想法，但卻是更加符合實際世界中的準則。

因此，有沒有說謊似乎變得不太重要，能不能夠符合和討好大多數既得利益者的需求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以老師在課堂上所述的窮國家的故事中，那位被迫必須做出兩難抉擇的衛生署長為例，其恰好就是民主政治困境中的犧牲者。就我看來，衛生署長使不使用過期的疫苗考慮的不是人民的福祉…更貼近事實的應該是：如果不使用過期的特效藥，人民在國家陷入危機而對政府失去信心後，一定會為了能夠讓內心得到發洩而要求內閣下台。因此在兩相考量下，對人民施打過期的特效藥似乎成了衛生署長在利益權衡後比較可行的作法。而在此情境之下說謊與隱瞞事實只是為了能夠更方便於事情的進行罷了。

書中所提到的一段話恰好能夠為說謊這種政治的「合理且常態」地舉動做解釋：「一個主張凶惡政策的發言者必須欺騙人民以得到人民的同情；而有好意見發表的人，如果他們想要得到人民的信任的話，也必須說謊。」

由此可見，與其說「說謊」是為了全民福祉，更貼切的因該是為了能夠達到目標，說謊是必要的手段之一。就如同有人說「政治是最高明的騙術」一樣，在現實世界中正義的價值幾乎可以直接等同於是否有利。

總而言之，說謊已成為政治上的常態，不論說謊的目的是否正面或負面，對於當政者來說「說謊」只是一種能夠以更低的代價達到目標的方式而已。不諱言的說，人都是喜歡聽好話而討厭看起來是比別人不聰明的。基於以上的通則，就算許多事情聽起來往往是不切實際或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大家在怕被別人認為自己不夠聰明的情形下而造成了彼此間共同的默許，所以在大家各取所需和利益交換、權衡後，説謊本身已經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所有人關心的只不過是自身的利益罷了。不論是說謊、諂媚只不過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如果說真話能夠帶來更大的利益和效率，那謊言在此時就失去其所存在的意義，自然也沒有人願意花心思去做這種事情了。

說謊與全民福祉(97114242)

倘若同胞如此輕信於人，又何能接受言語上的勸誡?難道面對民眾，只有說謊，諂媚，而難以說真話而說服之?即使為了眾人福祉，也只能透過說謊而達成目的?

「說謊是不對的!」，這句話應該是大多數人從小到大深植內心的價值觀吧！一般人說謊，被視為是不道德、昧著良心；政治人物說謊，則被視為是政客。不過，有誰敢說自己沒說過謊呢？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說過謊，舉例來說，每次選舉期間，政治人物總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參予各種活動，增加曝光率、吸引選民注意，但是每當被問到有沒有信心可以當選時，十個有八個都回答：「從來沒有想過會當選」，明眼人都知道那是假話，每位候選人不都用盡各種手段，想盡辦法爭取選票，以求當選。

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是，在不被發現的前提下，你可以說謊，但是，你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心思編織更多謊言來掩蓋，而且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一旦謊言被拆穿，極為可能從此失去他人的信任。謊言本身並沒有對錯，對與錯應該是依據說謊的動機來判斷！若出發點是好的，那叫做善意的謊言，可能是想鼓勵他人，或是不想傷別人的心，如果動機是好的，撒點小謊，無傷大雅，甚至可以形成雙贏的局面；反之，若說謊的動機是不好的，那必定是想做壞事才說謊，在這種情況下所說出的謊言，如果沒被拆穿的話是僥倖，一旦被發現，往往是難以原諒的，甚至引起群眾撻伐！

說謊可說是一門藝術，如果你很會說謊，那可能是你的組織能力很好，但是，只有好的組織能力卻沒有他人的信任，又能如何？與其說謊，不如以說話的技巧來代替。先了解人民的想法，讓人民知道政府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以同理心對待，並以民眾能理解的方法處理問題，在互信的狀態下必定能產生互利！而非一昧地蒙騙民眾，如此才能將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磨擦降到最低，增進全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