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拉的叛亂〉（The Sedition in Corcyra） 97114236

 這場科西拉的叛亂實際上是整個希臘世界第一波革命之一，不免立下後起反動的一些前瞻性及指標性。當城市一個接著一個暴發了革命，後起之城市必然會去參考先前所可見的經驗，藉以對自身的革命行動修正並精進，因此判亂者紛紛為了奪取權利，發展出更為殘酷、更為駭人聽聞的報復行為。
    革命的風風雨雨進一步地腐蝕了世俗的價值觀：過去被視為魯莽的侵略行為，如今被視為勇敢；等待時機被視為懦夫的體現；中庸思想不過為一片薄弱的外衣等。不僅於此，革命的頻繁牽動了人類品行的墮落，人與人之間充滿了猜忌與敵對，沒有絕對的信賴、沒有絕對不變的誓言；沒有智慧的人為免暴露弱點及受到傷害，選擇直接行動，以暴力奪取權利鞏固其身。
    科西拉的內戰率先開起破壞法律與秩序的先例。在混亂的戰爭狀態中人類的道德品行趨為低落，不受正義的支配，嫉妒所有勝過自身的一切而產生報復心態。這場科西拉的叛亂引導出人類在低度生活水平之下，會因恐懼而顯露的野蠻和極度自利以自保的心態。相互制衡的制度因為人心不信任及不確定性而沒有保障，一切的理想美好只是空談，惟有強勢掌握控制他人的力量才是真實，才是勝利。

〈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 97114286

關於〈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如果你們在場，聽完克里昂和戴奧多都斯的陳述，會選擇站在那一邊？理由何在？

克里昂認為憐憫敵人是暴露自己的缺點，而雅典又是對屬民國家的暴君統治，對方並不會因此感激，反而會因此進行報復，所以更應該屠殺所有密提林人。他也提到人民很容易受到言論影響，反而不會根據事實做判斷。我可以同意他的想法，為了國家利益，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我認為實在沒必要到擴及到全部密提林的人民，更何況那些婦女和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認為對方一定會報復，殺掉戰俘已經會讓密提林不滿，如果連其他沒犯罪的男子和婦女、小孩都要遭受處罰，豈不是更易激起對方的復仇心?

我比較同意戴奧多都斯的觀點，既然克里昂覺得不該因為憐憫的情緒改變原有的決定，那在憤怒之下所做的決定是否又真的合乎理性呢？雅典又自認為是民主的國家，如果真的把密提林趕盡殺絕，其他屬民國家還會真心的服從雅典嗎？有可能看到雅典的暴行後，因為害怕下一個就會輪到自身國家而決定聯合對抗雅典。戴奧多都斯後面提到這是個政治議會，而非法庭，所以要思考對雅典最有利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公平。如果是在法庭的話，更應該依法執法，如果按照決議是史無前例，也已經超出公平的範圍。我也相信光靠嚴厲的處罰和手段並不能阻止犯罪的發生。也許短時間會有很大的成效，但誰能保證後來的人不會想要冒險。按照克里昂的觀點來看，當國家與國家之間發生問題時，都以暴制暴來解決，現在的世界會變成甚麼樣子？與其彼此互相猜忌競爭，何不學著了解和建立信心，以減少因為戰爭而死亡的人數和要付出的成本。

看完這篇辯論，我一直在思考克里昂和戴奧多都斯的共同之處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但為何想法卻可以如此大相逕庭？在與人民溝通時，政府到底要如何拿捏和人民的溝通？為何人民沒辦法看清事實，反而容易受到巧言令色的影響，卻聽不進去真相？誠實的人還因為說真話而必須接受處罰。到底是政府還是人民的問題？又為何看過歷史上這麼多的經驗，現代的政府與人民卻依然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老師上課提過那個故事，我覺得跟這篇辯論有點異曲同工之妙。到底是該為了救人民的性命而選擇隱瞞，結果卻是被迫下台，還是老實承認，眼睜睜的看著人民病死，卻可以安穩的坐在位子上？我不敢說我是個無私的人，誰會想要下台呢？但我又不能旁觀死亡人數一直增加，卻束手無策。所以，我的想法是能不能老實承認國家的確只能拿到過期的疫苗，但為了救命，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施打，讓人民有了解的和選擇的權利。

科西拉的叛亂-97114203

因為這是第一批的革命,這件事情之後整個希臘世界都受到波動,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敵對的黨派.只要人性不變,這種事情現在發生,將來之後也會發生,只是程度會有所不同.

科西拉的叛變使得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發生了叛變,因為那些地方知道了別處所發生的事情,所以引起許多新的暴行,表現於奪取政權方法上的處心積慮和前所未聞的殘酷報附上.事物的改變,從用詞上就看得出來,不瞻前顧後的侵略行為變成黨派對於其成員所要求的勇敢;考慮將來而等待時機被看成是懦夫的別名.猛烈的熱忱才是真正丈夫的標誌,陰謀對付敵人是完全合法的自衛.

由於貪婪與野心所引起的統治慾望是所有罪惡產生的原因.一旦黨派鬥爭爆發的時候,激烈的瘋狂情緒發生作用,這是原因之一.許多城邦的政黨領袖冒充位公眾利益服務,但是事實上是為著自身利益而考量.他們不受正義的限制,也不受國家利益的限制;他們唯一標準是他們自己黨派的一直任性;隨時可利用不合法的表決來處罰它們的敵人,或者利用暴力奪取政權以滿足一時的仇恨.

這些叛亂的結果在整個希臘當中,品行普遍的墮落.觀察事物的純撲態度,原本是高尚性格的標誌,此時反而被當作是一種可笑的品質,因此消失了.相互敵對的情緒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態度對待對方,沒有哪些保證是可以信賴的,也沒有哪個誓言是人們不敢破壞的.因為無法相信別人所以只能盡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別人的傷害.因此大膽的直接執行動,造成整個雅典的混亂.整個價值觀的崩落也代表了雅典文明的崩解.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 97114130

基本上，我同意修昔底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以上五點確實是評價政治人物幾個重要的因素，而個人認為廣泛而言還有幾項也可以是評價的依據，例如：有同理心、性格穩定。若要分的粗淺簡單些，也可只分為能力與操守兩項。

動機純良、領導力、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廉潔、尊重人民自由。以上是個人排列的順序。

將動機純良排在一位的理由是，我認為若依著自己的良知做出決策，動機純良不參雜個人私慾，目的只要國家富強、人民安居樂業，這樣的政治人物必定能夠苦民所苦，將民之欲長存於心。而若真有這樣的人出現於政壇，人民夫復何求。

第二是領導力，其實我在此項與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之間考慮甚久，最後認為若僅有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而缺乏領導能力，固然是位很好的政治人物，但說不定很快就會被逼下台，因為缺乏說服、領導的特質，又怎麼能讓人民信服呢？一旦不被相信，也只能懷抱著政治理想黯然離開，失去實踐政策的舞台。

至於為何把尊重人民自由擺在最末位，是因為我認為在封建社會中，古代那些明君雖然對人民自由多加限制，但是因為將國家治理的井井有條，所以人民不會感受到很被壓迫或很辛苦。所以在五項中，我會較重視前面四項特質。

最後以蔣經國先生為例，用以上五點評價之。首先動機純良這點我給予肯定，因為當時中華民國就像是蔣家的天下，其政策決策目標就是希望台灣能夠富強，是無庸置疑。第二、領導力，經國先生能夠在其父逝世後順利接掌此大任，在混亂的時代帶領台灣走過經濟危機，我想這算是領導力的展現吧。第三、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在那樣專制獨裁的時代，他也根本沒必要去逢迎民意，只要做自己想要的決定即可。第四、廉潔，同樣的家天下的時代，廉潔與否不根本不在考慮政治人物考慮範圍內，甚至廉潔的概念在很多人民心中都形成。最後、尊重人民自由。蔣經國先生本身就統籌臺灣的情治工作，在主政時期仍採取威權統治為主，以警總及情治單位鎮壓異議份子，就此項的評價如何就不言自證了。

政治與善行-97114108

現今台灣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將來小孩、勞動人口將越來越少，老人則越來越多，社會必須承擔長期照顧老年人及其醫療需求的負擔。長期看護是件辛苦的工作，台灣現今也沒有良好的長期照護系統，因此外籍看護成為台灣一種畸形現象，這些外籍看護絕大多數是女性，甚至有許多人乾脆娶一個外籍配偶回家打理家中大小雜事。而這些外籍看護、外籍配偶因為收入有限，或得仰賴丈夫經濟來源，經濟無法獨立，且因生長背景不同或學歷低，若有生兒育女，也可能無法給予孩子充分的教育資源及幫助，造成教養上的困難或孩子人格發展缺陷；根據勵馨基金會近年受理的家暴案件中，多數為外配婦女，她們成為社會的弱勢族群。

身為台灣公民，我們不應忽視外配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與歧視，我想以公民記者的角度，用鏡頭、紀錄片的方式，紀錄外配的生活、她們平時遭遇的困難，因為結合聲音、影像，能帶給大家更深刻的印象和震撼，除了將台灣的社會問題呈現在大家眼前，引起大家對此問題的重視，包括政府、民間團體、企業及已與外配相處接觸的人們，一起面對問題，探討解決之道，也幫助這些外籍配偶有工作能力、經濟獨立、且讓她們知道永遠會有管道讓她們勇於為自己發聲。

若身為政治人物，我希望能結合民間社團，例如勵馨基金會，提醒社會大眾此社會問題，並宣導給予這些外配平等的待遇，擴大推動外配接受職前訓練的政策，使她們能擁有工作並經濟獨立，不要再依賴丈夫收入來源，讓她們從依賴人口變成可以養活自己、養活家庭的社會生產力來源。
並且推動建立良好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例如廣設公立、便宜、品質好的安養院，若預算不足，也可以採用公辦民營或委託非政府組織團體經營，提高台灣安養院的素質，降低安養院價格，避免台灣依賴便宜外勞的情況持續下去，形成惡性循環。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97114205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
從修昔底斯對伯里克利的評價中，他提出（1）廉潔、（2）尊重人民自由、 （3）領導力、（4）動機純良、（5）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等五大條件，來論斷政治人物的好壞。您同意修昔底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請按照重要性高低排出優先順序，並舉人物為例說明之。

我不能否認這五大條件確實是一個好的政治人物應該具備的，但是不是五項皆具備才算是好的政治人物？用這五項條件是否也可用來檢視現代的政治人物？我想是很困難的，當我看到題目需要舉人物為例說明時，腦海中頓時空白。

如果照我的想法來排順序，我的順序會是：（1）動機純良、（2）領導力、（3）廉潔、（4）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5）尊重人民自由。

為何動機純良最為重要？其實就關乎老師上課說的故事—過期的疫苗，我認為一個好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沒有錯誤判斷，但是他以什麼樣的動機做判斷？如果是一個良善的動機，其實他做出的決策也不會離民意太遠，一個政治人物如果內心不是為民服務，沒有純良的動機，如何稱的上好的政治人物？

舉孔子為例，孔子一心為民，強調仁德，仁君，他想要用自己的政治思想來輔佐賢君，他動機純良，成為萬世之師，但他未曾在一個國家得志，未能真正治理好一個國家，儘管如此，我們依然認為孔子是一個好的政治人物，或許孔子為國君變成治好一國。反面呢？希特勒為德國納粹領導，他動員的力量強大、領導能力好、善於政治操作，讓德國盛極一時，席捲整個歐洲，甚至造成世界大戰，但是他動機不良，對人民、對歐洲、對世界，造成無比的傷害，儘管我們不得不承認他能力優越，但是他不純良的動機，我們永遠也不會認為他是好的政治人物。

再來是領導力，當然現在講的政治人物皆為決策人物，所以領導力便顯得重要，一個國家的興盛衰敗，全在於一個領導的手上，風行草偃，上行下效，當首領具有優秀的領導力時，整個政府團隊便能發揮最大的功效，甚至能有加乘的效果，如果一個上位者沒有領導力，那麼給他再好的人才他也不會用，整個國家在他統治之下便慢慢走向衰敗。

古代比比皆是例子，賢君治國，禮遇賢臣，國家發達，昏君治國，盡信讒言，國家衰亡，這讓我馬上想到唐太宗與魏徵，賢君與賢臣的代表，唐太宗在位期間，除政治、軍事方面有卓越成就外，在社會、文教方面都有更張，開創了貞觀之治的大唐盛世。

廉潔在現今台灣政壇，被視為一個政治人物基本的標準，確實！人民總是期待政治人物是廉潔的，但是真的每個政治人物都廉潔嗎？還是只是我們看不到？法官都收賄了，更多利益牽扯的政治人物呢？我之所以沒有把廉潔擺在第一位，是因為幾年前看過一個民調，調查內容指出，如果政治人物能帶領全國興盛，人民生活幸福，經濟繁榮，那麼他有沒有貪汙，他貪汙多少，就變成沒那麼重要了，似乎形成一種：既然他能讓我們生活幸福，那些他貪污的錢也算是報答他的感覺，心中覺得這事情有些不妥，但其實就像公司一樣，整個公司都賺錢了，誰會在乎董事長賺最多？

其實這調查就在陳水扁爆發貪汙案的時候做的，從那時候，廉潔變成了判斷政治人物的標準，但這調查卻又顯示，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貪不貪，廉不廉，而在於是否能讓國家興盛，如果陳水扁執政時期，台灣持續發展，對於貪污這件事情，人民反感程度或許不會如此強烈。

至於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這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民主社會，這些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民選執政的，他若不從民意，選他何用？儘管民意可能是錯的，他明知道這點，但既然背後是選票，順應民意變成為理所當然，或者應該這樣說，民選官員順從民意，專家則堅持專業意見，兩相辯論，多元化的聲音，一定比執政者單純順應或提出相左之意見更好。

這馬上讓我想到現任台北市長郝龍斌任職於環保署長時下台的案件，因為政院堅持公投開放坪林交流便道，而郝龍斌則以專業堅持水源保護區不能開放，不能以民意凌駕專業，因而請辭下台，郝署長確實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的判斷，站在專業立場他的判斷是對的，但卻與民意相反，但他既然是政務官便也不用順應民意，但是行政院順應民意，至今卻也未發生翡翠水庫汙染的問題，部分功勞可能要歸於郝署長的請辭，讓專業意見被重視，交流便道採取限量通行的方式，這也是民意與專業辯論後的結果，或許不能完美，至少對人民都算是好的。

最後為尊重人民自由，這在民主社會是非常重要的，為何我卻擺在最後？當然國家昇平，國泰民安之時，怎麼會有政治人物愚蠢到限制人民自由，在民主國家根本不可能，可見這一項條件，用現代的眼光來看是非常不適用的，但若放在古代呢？每段歷史都是當代史，自由在古代是一件尊崇的事情，能尊重人民自由的政治人物，很容易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在經過祖先奮勇為後世子孫爭取自由的現代，自由變成基本，那用來評斷政治人物，便是最後一項了，甚至應該刪除。

台灣經歷過戒嚴時期，人民自由被大量限制，反對政府的聲音是要殺頭的，蔣中正是代表人物，時代背景是那樣，究竟他的限制是對還是錯？有支持也有反對，但很明顯限制人民自由國家是不會發達的。解除戒嚴，到了蔣經國時代，人民逐漸獲得自由，社會風氣開放，經濟自由發展，台灣成為亞洲四小龍，蔣經國也成為許多民眾心中，永遠的好領導好總統。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97114253

從修昔底斯對伯里克利的評價中，他提出（1）廉潔、（2）尊重人民自由、 （3）領導力、（4）動機純良、（5）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等五大條件，來論斷政治人物的好壞。您同意修昔底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請按照重要性高低排出優先順序，並舉人物為例說明之。

首先，對於修昔底斯所提出用來論斷政治人物好壞的五大條件，基本上這些都是政治人物所具備的條件，只是相較於多少而論定，而民眾喜歡哪種類型的政治人物，大至國家，小至鄉鎮幾乎都會有所不同，就台灣而言濁水溪以北的人民跟濁水溪以南的人民，對於政治人物的評價較偏向意識形態去了!我對於修昔底斯的五大條件都同意，因為唯有掌握這五大條件的政治人物能得到人民的愛戴。

而關於這五大條件重要性的先後順序，就我個人的觀點排序如下:
(1) 廉潔à(2)動機純良à(3)領導力à(4)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à(5尊重人民自由。
依照以上的順序，我以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為例子，新加坡在李光耀擔任總理時，國家發展幅度相當大且相當快速，由於新加坡政府長期以來都是一黨政府，且用人標準都是需要經過層層選拔，且李光耀政府對於清廉這部分相當重視，所以上下一心造就了相當有效率的政府組織；當然，有些學者專家對於李光耀的領導能力給予高度的評價，但也有另一派的學者認為新加坡其實就是一人國家、專制體制，但是從國家發展現實面來說，李光耀為新加坡所貢獻的相當多，而去犧牲掉一些人民的自由對李光耀政府來說是必要的，若以一些自由換來國家長遠的未來這是值得的，而也因為李光耀強勢的做法讓當時有些許不滿的聲浪和意見出現，但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一直以來朝著既定的軌道持續前進，例如:西方文化強勢的向中國文化邁進，但李光耀向西方說”不”的決心相當堅定，以創造屬於新加坡的特殊文化。
而新加坡發展到現代這樣的程度，李光耀可說是功不可沒，當然正反兩面的評價都有，但是就我個人覺得正面評價遠大於負面評價，也因為這樣新加坡在現今世界上才站有一席之地。

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97114146

關於〈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如果我在場的話,我會站在戴奧多都斯那一方，從利益來看，相對於克里昂的言論，戴奧多都斯的言論說服了我。

從克里昂的言論中，屏除那些攻擊對立者的言語，我們可以聽出他的重點就是以暴制暴。殺死所有反抗者，這樣做是符合公平跟正義的，因為他們反抗我，而且這樣做是符合我們利益的，因為暴力可以嚇阻其他城邦(即其同盟國)，使他們不在我們跟敵人作戰時搗亂，以致我們失去勝利，所以以暴制暴是正確的。

戴奧多都斯則認為只要懲罰那些有罪的，也就是帶頭叛亂的就好。因為不是所有的民眾都跟從他們領導者的決定，而且即便所有的民眾都跟從他們領導者的決定，也不要懲罰那些大多數的民眾，因為他們活著比死去對我們更有利。一旦懲罰了那些不是打從心裡反抗的人，會使將來那些跟密提林人一樣被領導者要求一起參與反抗行動的民眾失去選擇的機會，那雅典人能從他們身上得到的利益就相對少很多，因為對民眾而言，如果投降跟繼續戰鬥結果都是死亡，那他們寧願拼那一點勝利的希望死戰也不願投降。

我會支持戴奧多都斯的原因是他提出了一個一針見血的觀點：「人性是充滿貪欲的」

「只要是認真進行某一件事情的時候，想利用法律的力量或其他恐怖的手段去阻止它，這對人的天性來說是不可能的。」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都認為一個人有罪就要受處罰，而最嚴重的處罰莫過於死刑，但是從人類開始執行死刑以後，犯罪的行為真的被完全遏止了嗎？很明顯並沒有，因為人性是如此複雜，我們既害怕強權，有足夠的力量或信念支持後卻又勇於挑戰強權；我們既容易滿足於現有的成就並沾沾自喜，卻又對我們未擁有的事物充滿貪欲。因此，雖然暴力是一種快速且直接宣泄了我們憤怒的手段，但它並不是最正確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我們的目標不是在發洩情緒，而是怎麼得到更多利益。

克里昂說暴力可以使其它同盟國害怕而不敢叛亂，對！其他的同盟國或許會害怕，但是只會維持很短的時間，因為人性是善忘的，等傷疤好了，就不記得曾經有多痛，更何況他所想要警告的、那些未參與叛亂的同盟國，甚至沒有受到實質上的傷害，一旦他們覺得自己的力量足以顛覆雅典的政權，他們會毫不猶豫的去做，這就是人性。

既然我們做決策時始終無法避免人性這個極重要的變項，那就應該把它作為考量的重點，而不要去掩蓋它。人一旦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就會想得到更多，這是天性，國家更是如此，給叛亂者悔過的機會不是因為我們天性寬容，而是這樣做對我們有利，活著的人才可以為我們創造更多的利益，而且過度屠殺只會造成人民對統治者深刻的仇恨，對統治者極為不利。因此，我贊同戴奧多都斯的主張，給那些未來可能有的叛亂者一個選擇的機會，也是給予我們自己得到更多利益的機會。

密提林的辯論 - 97114221

我會站戴奧多都斯所主張不處死密堤林人。克里昂所主張處死他們是對雅典人有利且正當的，但以一個城市而言，殺光了其成年人口等同是扼殺了一個城市的生產力，得到一個殘破的城市對雅典而言也無太大的用處。在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說，這是不利的。再來是城邦的上位者叛亂而人民也連帶受到處罰，對人民而言是不公平且殘酷的，我認為這也是不正當的。

假設當合法與違法的人都要遭受刑罰，那麼法律也形同虛設，沒有了法律該如何治理其他邦國，又要如何指他們心悅誠服，或許克里昂所謂寬大為懷，不念舊惡，有憐憫之感對國家的治理是不利的，但事實上，密堤林人民根本不應受到處罰，只因密堤林的貴族叛變，而懲罰所有人民，無疑是不合乎情理的。或許處死密堤林人可以滿足雅典人的憤怒與達到殺雞儆猴的效果，卻也有可能產生反效果。想想若是以憤怒的情緒來治理國家，不但是非理性且危險的。如同戴奧多都斯所言，當人民知道戰死與被俘虜的結果都將死亡，那麼他們定會背水一戰，這將會導致雅典須花費更多人力與時間去平息叛亂，無疑是會造成兩敗俱傷。

克里昂所言，人民是會受到巧妙的言詞與似是而非的理論所吸引，叛亂城邦的人民也是一樣的，人本身就是理盲且濫情的，但不能因為這樣就不給他們悔過的機會，一個國家的治理應是經由良善的管理，而非高壓的恐怖統治，若是以克里昂的治理方法，人民只會因為懼怕而臣服，這樣的國家人心也必是動盪的。在當時已經找不出比死亡更重的刑罰了，但還是不斷有人在犯罪，可見得是一個國家治理的方式出問題，那麼只是不斷加重刑罰不但無意而且是有害的，當人民被壓迫到一個極限時就將反抗，古今皆然。

所以我認為戴奧多都斯主張的賞罰分明與鼓勵人民向善是正確的，謀策叛亂的主謀理應受到刑罰，但其他人應給予改過的機會，對國家有利的人就算做錯事也應該給予其機會，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有鼓勵人民改過向上的國家才會擁有未來的繁榮與和平。

政治與善行-97114204

在現今社會，大家對善行的定義有廣有狹，但從古至今，大部分會被人稱頌的善行無非是佈施、造橋鋪路、救災救人....等行為，但我自己對善行的定義算是相當廣義，我認為只要發自內心做出善意的行為例如助人，做出不求回報的犧牲奉獻在我來看即使是再小的事情都可以稱做為善行。

對於老師所給的第一個問題，在台灣的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在我看來，歷史上會被大家傳頌的善行幾乎都跟政治、金錢、救難、孝道這些名詞脫不了關係，每天新聞報紙打開都會有某某某捐款救助某機構，人人豎起大拇指讚揚某某某雖為富翁卻不吝嗇的樂善佈施，在台灣捐款這件事肯定是第一個受到大眾歡迎並表揚的善行，而能被傳頌的時間長短通常就決定於你捐出去的金額大小和是否被眾人所得知，還是有許多人都是默默行善不欲人知。

接下來莫過於就是對於政治上做出大動作的行為，其實我不太能確定政治行為是否能被大家接受並稱為善行，但依我廣義的角度，只是是對政府所做偏離民心的行為做出的適當批判和舉行的活動像是遊行等等都算是善行一件，畢竟政府若因此做出改變和回應讓整個國家和人民的福祉更加進步，這何嘗不算是善行一件??只要不是單純為自己選舉目的和政治鬥爭發起的無謂行為都在我人為公民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而對政府和全體國民影響的結果和程度也就決定了善行的傳頌與否。

第三項就是救難了，當嚴重的地震、風災發生時，大夥兒總是不遺餘力的幫助災區災民，不論捐款捐糧或身體力行的救災，災難越嚴重善行所被重視和知曉的程度也就越高，每天的新聞都會有救災影片，每個電視台都會有把愛心送往災區等等一堆的活動，大家發自內心的為自己的同胞盡一份心力，英雄在這情況下會有陸續出現，是否為人傳頌看起來就不是如此重要，至少知道過這件事的人會餵你豎起大拇指。

其他零零總總的善行多到數不完，當然也不會被公民所知和流傳千古，除非被寫成書籍流傳後世或經由網路被世界所知。接下來我繼續來回答第二個問題，政治人物可以做出什麼善行???其實應該沒多少人會對政治人物有所期待，台灣歷史上做出大善行被眾人稱頌的政治人物也是少之又少，反倒是惡行會被人特別記住，因為在其位所做之事肯定有正反兩意見，該做的事卻不得到公民認同該如何是好??還是得硬著頭皮做下去，反而是因為怕選票流失而無為的政治人物才是真正糟糕，表面上順應民意但卻不是真正該做的善行，是虛偽的行為。在我看來，一個政治人物，不管總統或是一個地方小官，只要是為真正的人民福祉義無反顧的作為都是善行一件，很多的事人民沒有專業知識而且容易被聳動，為了反對而反對，但若是你就為了選票和連任因此放棄了原則和堅持，你就應該受到唾棄並和善行的傳頌絕緣，人民總有一天會知道自己的反對是錯了，真正好的政策行為才是影響永久的，所以我對政治人物還是會有所期待，也希望他們符合我的期待做出善行，不管政治經濟外交等的行為，讓他自己讓人稱頌也讓國家和人民更加幸福。

附上一段影片~讓人稱頌的善行~台灣阿麼陳樹菊女士!!!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VLNuVyj3RU&feature=related

說謊與全民福祉-97114251

倘若同胞如此輕信於人，又何能接受言語上的勸誡?難道面對民眾，只有說謊，諂媚，而難以說真話而說服之?即使為了眾人福祉，也只能透過說謊而達成目的?

首先，就我看來說謊只不過是一種為了能夠讓自己繼續掌握政權所操弄的手段，而全民福祉只是為了能夠更加鞏固自身所擁有的政權而不得不達成的表面成果。平心而論，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假設治國者是位名君，但國家真的會隨之變的強大嗎?人民需要的是一個能夠將她們伺候的舒舒服服並且百般討好的「小丑」?還是一個真正能夠為他們帶來國家利益(注意是國家而非個人的利益)的「賢君」?在刻板印象中我們總是認為人民應當要從「實際」治理國家的角度來評斷當政者，但是從人性的角度思考，人民常常會無法面對自己的問題，而上位者也為了能夠迎合人民的需要而隨之變的媚俗。

正如同老師課堂上所強調的，維持和破壞雅典人的美德居然是「向同胞說謊」，這似乎不同於我們往日潛意識中的想法，但卻是更加符合實際世界中的準則。

因此，有沒有說謊似乎變得不太重要，能不能夠符合和討好大多數既得利益者的需求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以老師在課堂上所述的窮國家的故事中，那位被迫必須做出兩難抉擇的衛生署長為例，其恰好就是民主政治困境中的犧牲者。就我看來，衛生署長使不使用過期的疫苗考慮的不是人民的福祉…更貼近事實的應該是：如果不使用過期的特效藥，人民在國家陷入危機而對政府失去信心後，一定會為了能夠讓內心得到發洩而要求內閣下台。因此在兩相考量下，對人民施打過期的特效藥似乎成了衛生署長在利益權衡後比較可行的作法。而在此情境之下說謊與隱瞞事實只是為了能夠更方便於事情的進行罷了。

書中所提到的一段話恰好能夠為說謊這種政治的「合理且常態」地舉動做解釋：「一個主張凶惡政策的發言者必須欺騙人民以得到人民的同情；而有好意見發表的人，如果他們想要得到人民的信任的話，也必須說謊。」

由此可見，與其說「說謊」是為了全民福祉，更貼切的因該是為了能夠達到目標，說謊是必要的手段之一。就如同有人說「政治是最高明的騙術」一樣，在現實世界中正義的價值幾乎可以直接等同於是否有利。

總而言之，說謊已成為政治上的常態，不論說謊的目的是否正面或負面，對於當政者來說「說謊」只是一種能夠以更低的代價達到目標的方式而已。不諱言的說，人都是喜歡聽好話而討厭看起來是比別人不聰明的。基於以上的通則，就算許多事情聽起來往往是不切實際或是沒有道理的，但是大家在怕被別人認為自己不夠聰明的情形下而造成了彼此間共同的默許，所以在大家各取所需和利益交換、權衡後，説謊本身已經不再具有任何意義，所有人關心的只不過是自身的利益罷了。不論是說謊、諂媚只不過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如果說真話能夠帶來更大的利益和效率，那謊言在此時就失去其所存在的意義，自然也沒有人願意花心思去做這種事情了。

說謊與全民福祉(97114242)

倘若同胞如此輕信於人，又何能接受言語上的勸誡?難道面對民眾，只有說謊，諂媚，而難以說真話而說服之?即使為了眾人福祉，也只能透過說謊而達成目的?

「說謊是不對的!」，這句話應該是大多數人從小到大深植內心的價值觀吧！一般人說謊，被視為是不道德、昧著良心；政治人物說謊，則被視為是政客。不過，有誰敢說自己沒說過謊呢？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說過謊，舉例來說，每次選舉期間，政治人物總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參予各種活動，增加曝光率、吸引選民注意，但是每當被問到有沒有信心可以當選時，十個有八個都回答：「從來沒有想過會當選」，明眼人都知道那是假話，每位候選人不都用盡各種手段，想盡辦法爭取選票，以求當選。

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是，在不被發現的前提下，你可以說謊，但是，你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心思編織更多謊言來掩蓋，而且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一旦謊言被拆穿，極為可能從此失去他人的信任。謊言本身並沒有對錯，對與錯應該是依據說謊的動機來判斷！若出發點是好的，那叫做善意的謊言，可能是想鼓勵他人，或是不想傷別人的心，如果動機是好的，撒點小謊，無傷大雅，甚至可以形成雙贏的局面；反之，若說謊的動機是不好的，那必定是想做壞事才說謊，在這種情況下所說出的謊言，如果沒被拆穿的話是僥倖，一旦被發現，往往是難以原諒的，甚至引起群眾撻伐！

說謊可說是一門藝術，如果你很會說謊，那可能是你的組織能力很好，但是，只有好的組織能力卻沒有他人的信任，又能如何？與其說謊，不如以說話的技巧來代替。先了解人民的想法，讓人民知道政府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以同理心對待，並以民眾能理解的方法處理問題，在互信的狀態下必定能產生互利！而非一昧地蒙騙民眾，如此才能將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磨擦降到最低，增進全民福祉。

課後心得-說謊與全民福祉（97114212）

倘若同胞如此輕信於人，又何能接受言語上的勸誡?難道面對民眾，只有說謊，諂媚，而難以說真話而說服之?即使為了眾人福祉，也只能透過說謊而達成目的?

我認為人類不應該沒有判斷力，說到底還是教育的差別，雖然教育的高低不代表甚麼，但接受教育確實能使人們增加思考的邏輯，開啟不同的思考。很多事情是小時候就被傳授的，而且台灣在以前保守的年代，反叛及不同的思維是難以被接受的，尤其白色恐怖時，造就了老一輩的現在看政治幾乎都以情緒為第一，為了反對而反對，只是因為不喜歡這個政權持有者或政治人物。民眾容易信服某些話語是因為不夠了解，或是觀念已根深蒂固，當以情感為依歸......一切都不理性了。若要民眾對於政治更有判斷力，投資教育絕對是很根本的做法。

說謊，不是一切都可恥而不屑的，人類一天說謊的頻率比想像中的高太多了，小則日常生活，大則國家大事，如果出發點是好的，說點謊又何彷?當然最好坦誠相對的表達是最好的，可是有時候身不由己，很多是難以預料或是無法操控的。畢竟，這世界沒有想像中的簡單，為了全民的福祉，我認為說謊是可行也可以被原諒。

誠實，也未必一定會輸給說謊的人，一個人發自內心的說出最適當的抉擇，還是對傳達到人們的心中，然而誠實必然得加上說話技巧，如何說得令人悅耳，信服等。事實不會變，必要時證據也是相當有說服力的助力，提出不會被扭曲的證據讓人們看亦是誠實所需的關鍵，我相信如此人們絕對能接受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情勢及環境決定要不要說謊或誠實-沒有甚麼事是絕對的。

說謊與全民福祉-課後心得（96114102）

倘若同胞如此輕信於人，又何能接受言語上的勸誡?難道面對民眾，只有說謊，諂媚，而難以說真話而說服之?即使為了眾人福祉，也只能透過說謊而達成目的?

在我看來，人都是有劣根性，其一就是喜歡聽華麗的辭藻，就算心裡或許明白是謊言或是諂媚的話，但很常時候也是欣然接受。雖然不能說所有人但絕對是大部分的人皆是如此。舉例來說，立法院三不五時的拳腳相向，或是政黨為了維護黨的衷旨和得到特定選民的選票而說出違背大部分民眾權益的話。難道民眾不知道那是在演戲給民眾看和說謊嗎？我想是知道的，但很多政治人物還是沒有停止這種欺騙民眾行為的戲碼，就是因為有民眾不但不唾棄，而且還因此而被說服洗腦。

老師在課堂讓有提到，治國目標、治國能力和受歡迎的程度，那項才是對政治人物來說是最重要的。我想大家會不加思索的回答當然是治國目標和治國能力是最重要的。但弔詭的是，通常政治人物要先是受歡迎的，治國目標和能力才能被受歡迎的光芒被襯托。那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就是要得到人民的認同，那也就是等於得到民眾的歡迎。而其實第一段所述的政治人物通常就是受歡迎的的程度和說話的技巧遠高於他的治國目標與能力。

以上也就是說，我認為如果受歡迎然後又有高超的說話技巧，那要推動政策就是容易的了。如果在這兩個條件下，一個為了人民福祉為目的，一個好的統治者，我認為是不需要對民眾說謊。要不然我認為這國家的人民也真是太悲哀了。

〈科西拉的叛亂〉（The Sedition in Corcyra）

在黨派傾軋、政變和革命頻繁、僭主得勢的希臘城邦，這場看來普通的叛亂，何以引得修昔底斯的高度重視？為什麼這是希臘文明崩解的徵象而非僅是戰事勝負之兆？

〈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

關於〈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如果你們在場，聽完克里昂和戴奧多都斯的陳述，會選擇站在那一邊？理由何在？

說謊與全民福祉

倘若同胞如此輕信於人，又何能接受言語上的勸誡？難道面對民眾，只有說謊、諂媚，而難以說真話而說服之？即使為了眾人福祉，也只能透過說謊而達成目的？

政治與善行

擁有權位、有所貢獻或做出惡行都可佔據同胞的記憶，差別是時間長短和記憶的內容，有時會被當作學習的典範或永不可犯的惡行警示。

1. 您認為，在臺灣，作為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看重這件事，原因何在？
2. 您認為，在臺灣，作為政治人物，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期待這件事，原因何在？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

從修昔底斯對伯里克利的評價中，他提出（1）廉潔、（2）尊重人民自由、 （3）領導力、（4）動機純良、（5）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等五大條件，來論斷政治人物的好壞。您同意修昔底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請按照重要性高低排出優先順序，並舉人物為例說明之。

葬禮演說與政治思想

紀念陣亡將士的葬禮演說詞或象徵政權轉移的就職演說能當作反映一時、一地、一國的主流政治思想或理念？如何分辨其中的真話與安撫人心的客套話？如果政治思想的重要性是在於真偽成分高低，即其中多少是真話，來斷定其價值，但政治思想與真實必須有關嗎？就後世讀者而言，如何分辨其中的關聯？或者以說服力為唯一標準，即接受「政治思想是謊言」的可能性，並視為常態，只要眾人相信且深入人心？或者政治思想的內涵有真、有假也說服力，讀者是因真話或謊言而被說服？

蘇格拉底在〈美涅克塞努篇〉（Menexenus）中說：「從許多方面來看，在戰鬥中犧牲是高尚的。陣亡者儘管可能是個窮人，但死後也能得到莊嚴而昂貴的葬禮，一位長期做了精心準備的聰明人會為他致悼詞。哪怕他並沒有悼詞說的那麼好，發表演說者也會讚美他，說明他為什麼要作他做了的事情，也說明他為什麼不做他沒有做的事情，這就是這些聰明人的美妙之處，他們用華美的言語偷走了我們的靈魂。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讚美這個城邦，讚美在戰爭中犧牲的人，讚美我們的祖先和前輩，還讚美我們這些仍舊活著的人。他們的讚美使我們感到大抬身價，美涅克塞努，我站在那裡聽他們演講，完全被他們迷住了。剎那間我想像自己已經變得比從前更加偉大、更加高尚、更加英俊了。這就是我們那些修辭學家的技藝，他們的言詞一直在我耳邊轟鳴。」（234C-235C）


若言說比行動更是政治生活或治理活動的核心，或者言說本身即是政治行動，何以政治學系並未設有課程講授「修辭術與政治」，以致年輕人常口不能言，手不能寫，既無縛雞之力，又無為價值拼搏之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