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與申論-97114284

本篇申論為學生在〈克里托〉提問四【如果〈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能否稱〈克里托篇〉的蘇格拉底變成了雅典公民？為甚麼蘇格拉底的哲學家成色會變淡，最終屬於公民身份成為唯一的成色？何以公民不服從不是蘇格拉底的選項？】回答後，依老師在2010年10月18日提出問題：「為甚麼蘇格拉底要以死亡證明同胞犯錯？原來他是不愛同胞只愛法律和哲學的老人？為甚麼他愛哲學和法律而不愛同胞？同胞犯錯，不會說話的「國家」如何犯錯？」之申論。

（一）人物與時空界定：
1. 蘇格拉底：蘇格拉底並無任何著作傳世，出生之年不可考，大約死於紀前399年，蘇格拉底述而不作，其思想為門人弟子之傳述與表彰，多為柏拉圖所記述，柏拉圖更在極大部份的著作中與蘇格拉底成為同一化身。

2. 柏拉圖：柏拉圖生於西元前427年，其生平經歷雅典民主從興盛走向衰落，政治與經濟遭受重創，國內道德淪喪，故開始建構《理想國》，藉著與精英的反覆爭辯，探討何謂正義（What is justice）？何謂勇敢（What is courage）何謂恭敬（What is peity）？何謂自我節制（What is self-control）？。

3. 伯羅奔尼撒之戰：西元前431-404歷時二十七年，專制王權的斯巴達擊敗民主體制的雅典，雅典政局因寡頭統治的偏激行徑導致國內動盪不安。翌年民主勢力反撲，暴政覆亡，再度回歸原有體制，但政治並未改觀亦無清明跡象。

學生在此提出修正觀點，依據上述三個界定過後的人物與時空背景我們可得知，蘇格拉底不論在《申辯篇》或者《克里托篇》中此蘇格拉底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也就是在此兩篇中不論蘇格拉底最後選擇了何種角色皆可假設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因此學生將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內心角色的選擇化為三個變項。

學生先從心理學的角度先來分析，柏拉圖究竟要讓蘇格拉底成為什麼樣的角色？但分析前有個前提是假設此蘇格拉底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

依據此結構我們可以把蘇格拉底的哲學家身分設定為A而政治家（雅典公民）設定為B而最後一個神祕身分設為X，再把哲學家視為超我（super-ego），政治家視為自我（ego）而X歸納為本我/原我（id），依據《克里托篇》我們可以知道最終蘇格拉底選擇了，神所指引的道路，也就是學生圖表上ax的部分，因此（先不論其內心成色的變化），學生反向思考為何柏拉圖要讓蘇格拉底決定選擇死亡。由一開始的人物與時空界定我們可以得知，柏拉圖生於西元前427年，經歷了伯羅奔尼撒之戰（西元前431-404），柏拉圖經歷雅典民主從興盛走向衰落，政治與經濟遭受重創，國內道德淪喪，其憧憬幻滅，並對該政權深惡痛絕，並在此使專注於政治哲學的研究，《Apology》《Crito》《Republic》等作皆為此時期的作品，因此基於上述假設可推論柏拉圖實為《申辯篇》及《克里托篇》中的藏鏡人，因此就老師的問題「為甚麼蘇格拉底要以死亡證明同胞犯錯？」學生認為柏拉圖在當時見到暴政覆亡，再度回歸民主體制，但政治並未改觀亦無清明跡象，而感到失望因此在《申辯篇》中將蘇格拉底塑造成一個與神站在同一邊且追求靈魂完善堅持真理的角色，而這個角色更超越了哲學家成為了另一個角色X。

接著老師問：「原來他是不愛同胞只愛法律和哲學的老人？為甚麼他愛哲學和法律而不愛同胞？」學生在〈克里托〉提問四，回答當中提到：「蘇格拉底選擇了遵守法律並不是為了他的雅典公民身分而是要突顯其同胞的愚蠢與無知並強化了其哲學家角色的本質」又「蘇格拉底告誡克里托如果逃跑等於是摧毀法律與整個國家，因此蘇格拉底成為了「同胞犯下錯誤的犧牲品」放棄逃跑，選擇那條神所指引的道路。」學生在提問四中的立場認為蘇格拉底其作法是為了要強化了其哲學家角色的本質，此說法經學生思考後決定加以修正（學生從不認為蘇格拉底以身殉道），我想蘇格拉底並不把死亡當成目的，而是把死亡當成一種手段，當蘇格拉底認為自己的想法、他自認為的真理無法觸及人心，且當局被一群自命清高的人所把持，於是他把死亡當成一種溝通的手段，蘇格拉底曾說：「未經檢視和思考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或許同胞會因為蘇格拉底選擇死亡的決定，來檢視、思考自己的行為是否正確，公民們的判決是否恰當，因此我認為就因蘇格拉底愛其同胞才會將其身命當作代價作為最後一擊。

但若從柏拉圖寫作的時空背景來看，《克里托篇》中的蘇格拉底做此選擇，不但給當時民主衰落，政治與經濟遭受重創，國內道德淪喪的雅典重新樹立起精神象徵，同樣的與第一段提到的X角色似乎也是柏拉圖身為一個幕後寫手想達成的目的相同（以上論點皆由個人推斷無史實根據）。

最後老師問：「同胞犯錯，不會說話的「國家」如何犯錯？」

亞里斯多德認為國家是：「家庭和村落的聯合，其目的在達到完美自足的生活。」從定義上我們便可以知道國家是由人民所構成，而社會認同與心理認同更為國家所代表的整體存在因其目的在達到完美自足的生活。再從國家的概念出發，依政治系學生的觀點，我們會有順序的排列出：領土→人民→政府→主權（Michael G Roskin）這可以描述國家的要素更有發展順序上的意義。

依照柏拉圖的著作當時的雅典有明確的法律、社會規範，因之我們可以確立當時雅典「法的概念已成型」。其著作中可以得知當時不同的城邦各有主權，而掌控主權的就是公民大會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政府，政府實為一群統制國家的社會群體。

從「法的概念已成型」我們便可推斷國民的權利義務，主要來自國家法律。依此國家是一種「法人」，將國家視為一種「法人」（une personne morale），其與其他法人之區別在於國家擁有「主權」。

法律上的「人」有兩種：

法人亦可依法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但是刑事上只能科以罰金，且無參政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等）。若把「主權」定義為「在法理上至高無上的權利」，則相當於制憲權，那麼「國家」作為「法人」的權利義務是由自己定義的。

藉此我們可以知道雖然國家雖然不會說話，但入果把「法」的概念帶入國家同樣要承擔義務，如果再說的簡單一點我們可將國家定義向後追溯就可得到答案也就是：主權→政府→人民→領土，如此我們便知道在其雅典城邦領土上的，是蘇格拉底的同胞，控制其政府的還是蘇格拉底的同胞。

〈克里托〉提問五 -97114285

一位哲學家要教導別人認識自己的無知，但往往最困難的事莫過於認識自己，人們要有自知之明，就是不斷詢問別人問題，這件事是很難得的，要了解自己，只有站在人群之中，才能認識自己，而且通常不會評價自己的人，也就不會評價他人，唯有認識無知才能往前推進，進而彌補自己的無知，才有知識與能力勸人為善，進而探究真理，越是認清自己就越有機會能改變現實的狀況。

靠著教導與辯論的方式來使人認清自己，哲學家本身要夠認清自己的無知，才能知道別人是哪裡無知，進而拉近同胞之間的差距，這並非一件簡單的事，透過哲學家與人的對話，彼此互相學習，能更了解真理，也能從中培養出自信與智慧。

堅強者往往能在命運的風暴中奮鬥，但究竟能改變多少人，使雅典人民了解自己，而能使之向善，我想蘇格拉底只影響了少數人，也不會因此走向死亡，但他依舊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因時勢的改變而放棄自己的信念，雖然擁有堅強的意志，但這樣的意志與信念並沒有為他帶來多少好運，他的話語與道理顯然沒有打進雅典人的內心，對現實也沒有太大的成效。

蘇格拉底至死都不忘秉持自己的原則，就算克里托想用金錢來換取他的自由，他也不為所動，一心在理念上，認為真理大過於死亡，試想真理一定要用死亡或激烈的言詞來捍衛嗎?這樣的做法會使人們越來越不諒解，似乎不能使人們更認識真理。

常常自我反省，多思考，我認為是改變現實的途徑，無論是哲學家還是雅典人民都未必能探究到真正的真理，只是藉由辯論或是闡述公平正義等的道理，又未必是真正的公平正義與道理，只是你眼中的真理，若是能經常自我省思，多虛心聆聽別人的意見，很多事情也許就能跟現狀不一樣。

〈克里托〉提問六-97114282

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的不同是,政治科學講求的是事實面與實然面,而政治哲學是研究價值取向的一門學科,他提出了"應然",重點在於提供一種應然的構想,對現實的政治進行理性的指引,其著重價值與應然的陳述.應用在政治上的哲學,重點在提供什麼是應該做的,也就是建構所謂的應然,哲學家研究世人的價值取向,並對現實生活中的政治提出理性的指導或引導.

哲學的應當學習,並不在於它能對所提出的問題,提供任何確定的答案,而是在於這些問題本身.原因是,這些問題可以擴充我們對於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認知.

不同的時代,地方,民族性,對政治理念的看法或多或少有些不同,對政治的理想界定一定也不會相同.就現代而言,政治的目的可以視為"提升生活的品質",而蘇格拉底對於政治則認為"理想存在於一個只有智者才能了解的世界".亞里斯多德表示:"一切技術,一切科學,或一切活動和探究,都是為了獲得某一種善,因此,善可界定為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人生的至善就是幸福,而真正的幸福在於符合德行的活動,因此哲學家是對普遍概念的研究與實踐的學問或對實在界的人生做一個徹底的檢查.蘇格拉底說:''一個未經檢視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哲學最徹底的功能,就是在對人生,對知識,對價值做最徹底的檢查.也因為這樣的一個檢查,他可以使我們的人生,知識,或行為有深刻的基礎.而且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兼顧整體,做整體性的考量,政客也才有進步的空間,有能力去辨別並轉變.

〈克里托〉提問三 97114233

如果同胞皆錯，本篇的蘇格拉底何不選擇逃走，至他鄉傳播哲學，實現理想，何苦留戀故鄉，受死雖可明其志，卻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


蘇格拉底認為，他一定要遵守他心中的原則，以及雅典法律，這個他所愛的城市所遵循的價值觀。當克里托向蘇格拉底提出逃獄的請求時，蘇格拉底一點也沒有動搖。

蘇格拉底覺得自己是個理性思考、堅守原則的人，不會為了其他人的看法意見左右他的中心思想，正是因為他覺得像他這般看清自己所知道的，且看清別人不知道的，更不會為了他人而隨便改變自己的思想。就像他告訴克里托的，『要尊重好意見，而不要尊重壞意見。』所以對於克里托的提議並不會因為市克里托而接受，更不會因為大家希望他逃獄而放棄他的原則。

再者，雖然死亡似乎是盡頭，但是活下去更是大大地違背他所相信的。死亡，在蘇格拉底心中，並不與探究神諭及哲學有直接關係，若將一切以「公平、正當」來衡量，逃離更不具有正當性，這樣一來，更是和他一直告訴大家的價值觀完全相反，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反而沒有了意義，因此蘇格拉底絕不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克里托)提問四 97114243

如果〈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能否稱〈克里托篇〉的蘇格拉底變成了雅典公民？為甚麼蘇格拉底的哲學家成色會變淡，最終屬於公民身份成為唯一的成色？何以公民不服從不是蘇格拉底的選項？

在《申辯篇》中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闡明自己，並指出他照著神的指示過著一種哲學的生活，蘇格拉底從接到神的指示後便不斷的開始探求真理、闡明真理、追求理智以及靈魂的完善，並可憐同胞的愚蠢與追求金錢與榮耀的無知，辯駁對於他 "腐化青年, 不信仰眾神而新立神祇的種種控訴"。在《克里托篇》蘇格拉底認為大眾的意見對於他的決定並不重要，因為眾人作為一個整體是不明智的。背叛他自己對於他的決定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逃亡這件事情是否正當。他不會對敵人屈服，逃離死刑代表蘇格拉底懼怕他們。逃避死刑將會是對他孩子有不好的榜樣。蘇格拉底提供了擬人化的雅典法律四條論據，來向克里托顯示他不應該逃跑。我們是你的雙親；我們是你的撫養者（提供教育）；蘇格拉底同意尊從我們（這是社會契約論的早期表述）；無論蘇格拉底去哪裡，將都會被視為腐敗的力量，這些也基於先前他與克里托達成共識的論據：對他人作惡永遠不是對的，即使他們已對你作惡。根據這一準則（蘇格拉底說他自己及其追隨者會遵守），對他的城市作惡將是不正當的，即便城市對他作惡。如果蘇格拉底逃跑了，他將在顯示，有足夠錢的人就可以逃避任何法律，這樣他將對養育他的城市作惡，就像對父親作惡一樣。

根據蘇格拉底的想法來看，雖然表面上成色從A（哲學家）轉變為B（遵守國家法律的雅典公民），同樣的我們可以從此《克里托篇》看出一些邏輯性，即蘇格拉底認為如果自己離開了，是同胞犯下錯誤的犧牲品而不是國家犯錯的犧牲品，因此蘇格拉底選擇放棄逃跑而成為了一個遵守法律的雅典公民，因為如果自己離開了，是同胞犯下錯誤的犧牲品而不是國家犯錯的犧牲品。但蘇格拉底認為犯錯的是他的同胞而不是國家，在《克里托篇》中我們得知蘇格拉底告誡克里托如果逃跑等於是摧毀法律與整個國家，即蘇格拉底選擇了遵守法律並不是為了他的雅典公民身分而是要突顯其同胞的愚蠢與無知並強化了其哲學家角色的本質，這也是為什麼蘇格拉底沒有選擇公民不服從的原因了。

 

(克里托)提問三 97114225

如果同胞皆錯，本篇的蘇格拉底何不選擇逃走，至他鄉傳播哲學，實現理想，何苦留戀故鄉，受死雖可明其志，卻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

在與克里托的對話中，蘇格拉底以引誘且分明的邏輯，將其慢慢的說服。他向他辨明何謂是、非。並不會因為公眾對他的判別為非，而他向公眾的對抗則皆為是。是、非的判斷，於孩童的心智能有最明確的判斷。雖然雅典公民的判決於他是錯的，但逃跑本身是個錯誤的事情能有最簡單的裁量，只要排除多餘的設想。於是蘇格拉底對於是、非的堅持，不僅說服了克里托，也說服自己走向死亡。

但是就我的觀點，這樣的堅持是對與否毋須去探究，我想討論蘇格拉底對於生命的態度與責任感。一個心智健全的人相信極少數會去放棄自己的生命，抑或拋棄應負起的包袱。但是在這總總的對話中，以及判決時蘇格拉底的言行策略，他似乎對死亡非常坦然，也可以確切的說，他自己選擇了死亡。這是不是可以再進一步的推測，蘇格拉底寧可選擇死亡，是為了拋下一切的負擔？

神諭等宗教鬼神之說，我們無從旁證，所以我們無法了解所謂：「神給予蘇格拉底的指示」是真是假，於是我們不明白。他究竟是不是為了真理或者傳遞是非的信息我們不是蘇格拉底所以也無法清楚明白。既然所有的真假都只在蘇格拉底的內心，我們也可以假設，蘇格拉底所說的一切對於他自己都為假，而他真正的選擇是拋棄責任拋棄生活最後拋棄生命。也許他此生過的非常憂鬱，他厭世的潛意識造成他下意識的用所謂是與非的邏輯來將自己導向死亡。丟棄了所有對他來說才是他所要的，死亡可以最簡單的解決問題。

到了蘇格拉底死後沒有人能真正的了解他的想法，也或許在他臨終前他也未能了解自己的想法。也又可能他清楚了解自己想要的，而這樣的選擇他蓋上了虛假的真理外衣。總之對於死亡是他的傾向使然，以上是我粗淺的想法。

〈克里托〉提問四-97114284

如果〈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能否稱〈克里托篇〉的蘇格拉底變成了雅典公民？為甚麼蘇格拉底的哲學家成色會變淡，最終屬於公民身份成為唯一的成色？何以公民不服從不是蘇格拉底的選項？

本人認為在回答此問題前，有必要先定義出「雅典公民」與「哲學家」身分之差異，依據《申辯篇》我們可以得知當時雅典的公民，政治是雅典人生活必要的條件，透過公民身分，參與社會互動、政治制度、組織政黨、公開辯論、參與公民大會等行為得以表現出來，這即為亞里斯多德所定義的”zoon politikon”。而哲學家的身分，依據蘇格拉底的說法，神指示他過一種哲學生活，而這是他假定並且相信的，於是他便開始對自己與其他人進行考察及試驗，服從於神並不斷的開始探求真理、闡明真理、追求理智以及靈魂的完善，依照上述我們可以歸納出哲學家的身分對於蘇格拉底來說即為一探索生命真理者。






從《申辯篇》或者《克里托篇》我們可以歸納出蘇格拉底的問答邏輯與其語言邏輯性。首先蘇格拉底先提一個問題並請對話者表明意見甲；再引導對方表達另一意見乙；最終證明乙而否定甲，讓對答者無話可說，並突顯與其談話者本身立場的矛盾與衝突性。如此蘇格拉底的論證邏輯成為了一種「工具」不但可以獲取知識更可以闡述真理。

根據此邏輯學生先將蘇格拉底的哲學家身分設定為A而雅典公民設定為B。前面提到蘇格拉底建構出邏輯系統來將自己語言關連起來，如此自己的理論基礎便有所依據成為一有根基、紮實的、有規則性的理論。在《申辯篇》中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闡明自己，並指出他照著神的指示過著一種哲學的生活，蘇格拉底從接到神的指示後便不斷的開始探求真理、闡明真理、追求理智以及靈魂的完善，並可憐同胞的愚蠢與追求金錢與榮耀的無知。但在《克里托篇》蘇格拉底身分似乎有所變化。蘇格拉底認為不得以錯還錯、以惡報惡、踐踏自己與國家所訂下的協議和合約，這樣會傷害到自己的國家與兄弟更會摧毀國家的法律。他告誡克里托放棄逃跑，因為如果自己離開了，是同胞犯下錯誤的犧牲品而不是國家犯錯的犧牲品。

從《申辯篇》及《克里托篇》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表面上成色從A（哲學家）轉變為B（遵守國家法律的雅典公民），同樣的我們可以從此《克里托篇》看出一些邏輯性，即蘇格拉底認為如果自己離開了，是同胞犯下錯誤的犧牲品而不是國家犯錯的犧牲品，因此蘇格拉底選擇放棄逃跑而成為了一個遵守法律的雅典公民，但此選擇有一個前提即「同胞犯下錯誤」控告者們因為自己的理論無所依據而無法被蘇格拉底所檢驗而惱羞成怒，最終轉化為子虛烏有的指控，而無法承認自己是無知的。面對此情況，本人認為蘇格拉底同樣運用了他的邏輯性來處理這個問題，即蘇格拉底選擇了遵守法律並不是為了他的雅典公民身分而是要突顯其同胞的愚蠢與無知並強化了其哲學家角色的本質，亦即蘇格拉底的成色是A→B→A（但內心本質沒有變化）因為蘇格拉底至死至終從未放棄其哲學家的角色。

最後為什麼蘇格拉底沒有選擇公民不服從。如果蘇格拉底選擇了公民不服從，我們便可以推論這篇文章可能是偽作，如果蘇格拉底選擇了公民不服從，他便犯了自己邏輯論證上的錯誤。公民不服從是公民認為法律不合理時以己身去違抗不合理法律的不合法處理方式，但蘇格拉底認為犯錯的是他的同胞而不是國家，在《克里托篇》中我們得知蘇格拉底告誡克里托如果逃跑等於是摧毀法律與整個國家，因此蘇格拉底成為了「同胞犯錯下的犧牲品」放棄逃跑，最終選擇那條神所指引的道路。

<克里托>提問三 賴信辰

蘇格拉底說未經考察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蘇格拉底關心的問題是人應該如何過生活？我們要知道怎樣是美善的生活，才能夠去過美善的生活。因此蘇格拉底不斷的追問，否定掉當時的真理、公道觀念，反駁了那些在當時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惹怒了眾人的信仰，這種信仰不只是宗教上面的信仰，還有對於生活觀念的信仰，也就是該如何過生活的信仰，最後遭到判刑。蘇格拉底不願意逃避死亡的理由， 是對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最大的抗議，表達其失望的情緒，蘇格拉底在反駁大家的觀念之後，雖然也無法提出正確的解答，但是蘇格拉底承認了自己的無知，而被觸怒的眾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還用這種自以為是的無知，將蘇格拉底處死。蘇格拉底說自己身體的死是他對國家的法律的尊重，無疑是對雅典城邦最大的諷刺。

克里托〈提問六〉97113024

如果政治只會使人墮落或不易保持純正，哲學家教人為善、明辨是非，其用意何在？若哲學未能使政治清明、使政客皆為政治家，世人何需哲學？

    首先，我們必須分辨政治和哲學的目標，就現代而言，政治的目的可以視為「提升群體生活的品質」，而蘇格拉底對於政治則認為「理想存在於一個只有智者才能了解的世界」，因此他認為只有哲學家才有統治他人的能力。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政治的目的是為了導向幸福或是更接近幸福的生活，而以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的角度來說，他主張所有事物以及人最終目的便是追求幸福，而幸福在於追求善甚至是至善。從這裡看來，即使政治會使人墮落，哲學家教人向善，明辨黑白無非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追求幸福，所以哲學家並不是期待人人非得當政治家不可，更多時候他是希望我們能更了解何謂是幸福，每個人對於幸福的定義皆有所不同，因此我們能夠選擇理念相符合的政治家，藉由他們來替我們發聲。

    至於提及政治不免會想到許多向下沉淪的例子，然而我們仍舊必須藉由政治，其制度、力量來維持社會的和諧，就如同法律一般的不可或缺，政治隱含了上位者對下位者用權力或思想的統治，我認為在社會中的主流思想必須是具有正面以及向善的意涵，試想一個情況，在一個社會之中，當我們討論的議題最後的都呈現消極的結果，最後將會導致政治的瓦解，如同中國道家的無為思想所認為一樣，在其經典之作<道德經>裡我們可以看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第十章）「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無為無不為」（第三十七章）等言論。假使哲學不能使政治清明，我們仍仰賴它對於人本身的約束，透過哲學能夠讓政客對社會具有一種無形的道德感，讓這個社會存在著正面的力量，我們透過哲學的角度去省思這個社會的行為，就像蘇格拉底一樣，他就是對於社會的行為有很多不同的省思和不解，純粹站在一個不同於政客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也許政治會使人墮落、不易保持純正，但是這個社會還是需要政治的存在，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可以穩定社會的一個準則；也許哲學不能使政客成為政治家，但是這個社會還是有哲學家的存在，是因為我們需要的也許不是哲學所期待明辨是非的智慧，而是一種讓社會安定可以得到幸福的一個途徑。在一般人的感受上，政治或許比哲學的存在更有意義，因為政治是直接讓每個人感受到它的存在，而哲學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思想，會因人的感受強度而有所差異，不是最重要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哲學不見得是與政治相衝突，而是相輔相成，因為哲學跟政治的最終目的都是希望全人類得幸福。

<克里托> 提問五 97114245

如果政治與法律不可免，同胞之情不可少，身處其中又明白這一切的哲學家，除了私下且迂迴地教導同胞認識自己的無知，勸人為善，探究真理之外，有無其他改變現實的途徑？

        我認為蘇格拉底應改變自己的態度，暫時將自己的堅持擱置一邊，先讓自己免除死刑的罪行，而後再慢慢改變雅典人民對他的看法。在法庭上，蘇格拉底義正嚴詞的以自己的申辯方式反駁對他的不實指控卻激怒了審判團與法官，儘管當下他陳述的是多麼偉大的真理，都無法改變盛怒之下的眾人對他的看法。強硬的態度不僅逼自己走向死亡，也無法使自己的哲學在現世實踐。雖然要蘇格拉底放下身段是他所不願意的，但若免除自己的罪行，便有機會藉由自己的身分與影響力向群眾闡述自己的真理，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雅典人民明白他的理念與哲學。

        但對於審判的結果或者是否應該逃獄的觀點，身為哲學家的蘇格拉底所秉持的原則是不為同胞們所理解的。在申辯篇及克里托篇可以看到，蘇格拉底對死亡所表現的態度是一無所懼的，既然不公判決而使他無法在現世實踐哲學、也無法向人闡明真理，他認為唯有死後能見到真正的法官，而若選擇不逃獄，到了另一個世界才能夠坦然面對冥府的判官並為自己辯白。若因這樣不公的判決而死，自己便是法律錯誤的犧牲品。他認為唯有接受死刑，才能證明法官的判決是錯誤的，且才能讓世人明白他所秉持的真理和原則，在法庭上，蘇格拉底成功的反駁對他的不實指控，儘管最後仍被判處死刑，也沒有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但他表明了眾人不可否認的真理，也就是他無辜被判刑的證據，以此便彰顯判他死刑的人的愚昧；但若蘇格拉底逃獄，到其他國家卻會被當成摧毀法律和政令的人，那麼要如何使人信服他所說的話？不僅當初他所秉持的真理與原則失去說服力，如此也證明了判決蘇格拉底的法官們的看法和判決是正確的。再者，由於當時在法庭上，他已表達自己寧死也不放棄對人民進行考察、敦促大家對美德進行思考，並且也拒絕以罰款或放逐的方式取代死刑的判決，因此，若選擇逃獄不僅違背了當初的誓言，也等同否定他所陳述的那些真理。

   

        對一個哲學家來說，追求真理與哲學固然重要，甚至看的比性命還高，然而，若失去了性命，這些都是無法在現世所實現的，而真理唯有讓群眾明白才有意義，蘇格拉底應換個角度想，並改變自己的態度，才讓群眾能接受他的理念。

＜克里托＞提問五－97114239

如果政治與法律不可免，同胞之情不可少，身處其中又明白這一切的哲學家，除了私下且迂迴地教導同胞認識自己的無知，勸人為善，探究真理之外，有無其他改變現實的途徑？

其實蘇格拉底在我眼裡是一個自以為是的人，我們常常藉由柏拉圖來理解他，我們是藉由一個崇拜他或說是支持他的人來看的這個人。他真的說的話是真理嗎？他所提出的善真的是善嗎？在當時的雅典人眼中，他說的話是真善嗎？若是真的善會有人反對嗎？
　　《禮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即為修己，若是一個不能讓人信服的人，就算說的話是對的也不會受到他人的重視，自己都顧不好的人憑什麼去要求別人？況且蘇格拉底問問題的語氣已經激怒了他人，想要得到別人尊重就應該先尊重別人。
　　我不覺得雅典人是不了解自己所知的是有限的，就如同我去詢問經濟學者有關醫學的問題一樣，的確許多人在自己擅長的領域，通常都表現得很有自信或因此而自滿，但是雅典人真的像蘇格拉底單方面說的如此自傲嗎？如果真的對於自己哪麼有自信的雅典人，為何要如此的相信雅典娜？在伯羅奔尼薩戰爭史這本書中，瘟疫開始流行，雅典人求醫問卜、開始恐懼，他們非常了解自己的束手無策，這樣雅典人真的像蘇格拉底說的那麼的對自己的無知不了解嗎？當時所有的公民都是大學者嗎？一個社會中不可能全都是高階知識份子或專家，這樣的蘇格拉底也太以偏概全了吧！如同當今社會中的某些偏激的言論，但不一定代表了全部人的觀點，例如：被稱做草莓族的世代不一定全部的人都是受不了壓力，也不是生活在富裕的國家就沒有窮人。如果雅典人真的如此的不理性，那些主張不應判刑的人情何以堪，那些蘇格拉底的朋友和受他啟發的青年呢？
　　蘇格拉底一直說別人無知，一直說別人不聰明，他自己都可以在被判刑時發怒，那為何別人不可以不想回答或是不理會他，為何別人就一定要接受他的批判？設想我如果我是雅典人，我應該會覺得他既自大又傲慢，他自大的覺得自己的感覺才是感覺，自傲的覺得否定他的人是愚蠢的。設想有個人在路上問我路，然後一直質疑我，一直問我會不會騙他，問我會不會記錯了，我應該會生氣吧！會覺得他煩，不想理他，為何雅典公民不能這樣做，他們只是不想理會一個一直找麻煩的人，就一直被說成是一個自以為聰明的人，這樣的情況下難怪當時雅典法庭的陪審團們會如此的敵視他了。
　　蘇格拉底一直說他不願意參與政治是有理由的，但我看來他只是逃避，逃避著他不喜歡的政體，蘇格拉底一直是反民主的。我覺得政治大多數是上對下的，小從家庭大到國家，都是如此，在家從小就該聽父母的，在學校要聽老師的話，出社會要根據公司規定，在國家要遵守法律，遵從制度，如果蘇格拉底真的這麼想改變就應該去參與，在既有的規則之下去慢慢改變，或是在公開辯論中去引導。就像現在教育改革一樣，從所謂填鴨式教育改成建構式教育，也不是一般父母甚至是一般學子可以決定的，也許我們可以在公聽會或一些會議中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也是一種參與，但重要的議題或方向卻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但是那些方向卻是學者專家提出的，這樣情況下的我們要表達並非是用偏激的方式吧！我們通常都被要求用民主理性的方式來參與，用選票之類的。蘇格拉底在我眼中正是用一種偏激方式來抗議的人，要求別人理性的人卻如此不理性，他要求別人理性的同時卻也激昂的指責別人，我覺得參與其中才有改變的機會。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我對蘇格拉底的行為最不能理解的地方，每個人在不對的位置評論，都可以說得很好聽，都可以冠冕堂皇，但是人在不同位置思考的方式和考量的點都不一樣，用經濟學供需法則的觀點：供給方總會希望用高價賣出，需求方總希望可以用低價買入，每個人在不同角度本身思考的方向必定會不一樣。
　　所以就我的觀點：想要改變就應該要先觀察再切入，用別人較能接受的方法去切入，去說服，去引導，畢竟在理智（理性）的情況下，人們比較容易去接受別人的建議，尤其在當時的雅典，成為別人眼中良好的公民更容易說服別人，人總是容易去接受跟自己共同或相似的人所說出口的話（群居理論），或是從專家或權威的所說的話（服從性理論）藉由這些方法，會使他人更容易去接受自己的想法。

<申辯篇>和<克里托>綜合提問 97114247

您如何確定在這兩篇文獻中的蘇格拉底，對聽審的同胞和老友克里托都說了真話？因為他是哲學家、不怕死、老人、偉人？

神諭告訴蘇格拉底，其為世上最有智慧的人，讓蘇格拉底感到困惑且充滿質疑，那麼那些被世人所公認的智者呢?因此開啟了這一連串探訪國家中的智者的旅程，請求指教，看看到底我，蘇格拉底，究竟哪裡比他們聰明了?在眾多智者交談過後，蘇格拉底發現，這些人知道的東西並非全面性，只是針對其知曉的部分加以說明，對照其他智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反觀蘇格拉底的一無所知，並且知道自己的無知，因此神諭說蘇格拉底是世上最聰明的人。就我而言，不可否認的，蘇格拉底這種虛心的學習態度是必須的，但因為知道自己的無知就說你是個聰明人，卻因為自己的知識領域不夠廣泛，單就自己部份性的知識回答其他領域的問題，就說他們是無知愚昧的，無知之人反倒成了智者，擁有專業領域的智者反被說成無知之人，這種說法讓人感到矛盾、荒謬、不合邏輯。
因為你相信你所相信的，你相信神，所以他說的話都是真的，但不相信的人便會質疑，神說的話真的都是真話嗎?難道神就不會犯錯?聖經說人生下來都是有罪過的，神話故事中也有神犯錯因而逐至人界接受懲罰的例子，亞當和夏媧偷嘗禁果受罰就是一例，在一樣有七情六慾的情況下，做出錯誤的判斷或抉擇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我並不認為神說的都是正確的，他也有不小心犯錯的時候，就蘇格拉底而言，他確實說了真話，他相信他相信的神說的話都是真的，因此他只不過是陳述他相信的這個事實，錯就錯在他不曾質疑神說的是否都是真話罷了。
所有事物都有意見相左的時候，站在不同地方看事情，看的高度角度廣度就會不同，得到的答案也會有所差別，世上沒有絕對的答案，對於各種說法我們都應給予尊重與包容，最算你認為根本是天馬行空，這樣才不會違背了雅典民主的自由意志。

〈克里托〉提問五 97114234

如果政治與法律不可免，同胞之情不可少，身處其中又明白這一切的哲學家，除了私下且迂迴地教導同胞認識自己的無知，勸人為善，探究真理之外，有無其他改變現實的途徑？


雅典法庭因為蘇格拉底的學說，有鼓勵年輕人邪異思想的嫌疑，宣佈他死刑。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以自由的理念為基礎，其自由並非無秩序，而是由法律來保障，規範的。 雅典法官曾經對蘇格拉底說：我們的判決，不能如你的意，那麼你可以帶走你的財產，到你喜歡的地方。其他人 若有這種想法，也可以投奔到其他的殖民地或別的國家，我們絕不妨礙或禁止。 我認為蘇葛拉底可以和當局者妥協，態度不用那麼強烈，但是這樣對蘇格拉底是一種侮辱，他一心一意求死，且 認為死亡只是人生的另一個開始。蘇格拉底有逃走的機會但是他不願意逃走。因為雅典的法律是蘇格拉底一心要 遵守的，也在他心中產生很大的迴響，這是他不離開雅典的理由之一，即使死到臨頭，也絕不逃亡。蘇格拉底並 非否定雅典的民主政治，相反地，他深愛自己的祖國，雖然在某些方面，持有不同看法。 在之間有許多矛盾。 最後，在當時整個雅典大環境下，我認為要改變的是蘇格拉底自己。

<申辯篇>和<克里托>綜合提問

《申辯篇》中蘇格拉底以哲學家的角色出現：「真正的智慧是神的財產，而我們人的智慧是很少或者沒有價值的，那個神諭無非是他用來告訴我們這個真理的一種方式。」若人不可能擁有神的智慧，代表人的智慧是有限的，那就必須承認自己的無知。但在他考察的過程中，卻發現自己的同胞不僅自認為聰明，同時也被謊言以及個人的利益所矇蔽，他們拒絕別人的想法，也拒絕思考善和真理，並將蘇格拉底的提醒視為妖言惑眾。

然而在《克里托篇》中卻轉變成公民的角色。克里托幫助蘇格拉底逃獄，蘇格拉底用當時流通於雅典的真理說明自己的立場：「我們請你想一想，你做這種背離信仰和玷汙良心的事會給你和你的朋友帶來甚麼好處。顯然，放逐、剝奪公民權、沒收財產的危險都會延伸到你的朋友頭上。至於你自己，如果你去了鄰國，比如去底比斯或麥加拉這兩個政法修明的國家，那麼你會成為他們政府的敵人，所有愛國者都會用懷疑的眼光看著你，把你當作法律和政令的摧毀者。(53B-C)」

蘇格拉底不能放任自己的同胞無知的過日子，但又害怕自己會觸怒同胞。直到最後被推上審判台，他對於同胞用專斷來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感到不滿，才不斷的用真話激怒同胞，並告訴同胞要企圖靠近神，才能接近智慧和真理，即便不知道智慧和真理的全貌為何，也必須將此視為一個追逐的目標。

蘇格拉底活到了將近七十歲，被判死刑，他明白自己擁有的兩個身分─哲學家和公民，哲學家本身就有公民身分，是不相互衝突的兩個狀態，因此他並不畏懼死亡、選擇不逃獄。所以我認為，他對克里托說背離信仰或法律的那些話，只是為了打發克里托，這也說明了一般大眾無法理解蘇格拉底，認為哲學家和公民是衝突的，才會畏懼死亡。但在一個國家，哲學家畢竟佔少數，如何可能使大多數人既可以是公民，也是哲學家？教育正是一個途徑。

〈克里托〉提問六 97114241

如果政治只會使人墮落或不易保持純正，哲學家教人為善、明辨是非，其用意何在？若哲學未能使政治清明、使政客皆為政治家，世人何需哲學？

    在我看來，政治家和哲學家關心的面向，和存在的功能從來就是大相逕庭。政治家以積極參與公民事務為己任，蘇格拉底認為自己是好公民，不放棄行使自己社會權利的任何機會，彰顯自己身為雅典公民的榮耀，但在審判的辯論中，他又站在比其他人皆高處的哲學家角度回應，這種時候還想感化其他城邦公民，無奈功敗垂成。不過他最後還是認為自己應堅守雅典公民情操，根據判決服毒。

    從他的反應中我感覺到，那個時代的哲學家將政治場合看得非常重要。城邦公民積極展現自己的影響力時，哲學家就會現身告訴他們哪些態度荒謬可笑，哪些行為顯得愚昧野蠻。或許在哲學家眼中，政治事務和公民認知一直存在著弊端，身為合格的參與者當然需要多加教化，而哲學家根據本身天分或各種因緣聚會領悟出的各式各樣道理，有責任分享出來，榮耀並確保心目中的雅典民主。縱使千夫所指，身為哲學家有義務堅持自己的看法，在城邦公民的主流意見中不斷提出質疑與挑戰，免得奉行錯誤觀念的人越來越多，民主的雅典將墮落得無可救藥。

    當然哲學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宣揚自己的理念。一種思想奉行的人越多，它看起來就越像個真理，捍衛它的城牆自然愈形鞏固。要是哲學家此時射出一枝異議的箭，遭受城牆抵擋而折損落地的機率一向比穿透城牆的機率高得多。但是哲學家如同蘇格拉底不能也不會放棄對城牆進行攻擊，只要他視裡面的惡主為敵人，身為雅典公民及雅典民主捍衛者，他有必要為自己認為的真正的真理而戰。哲學家將自己視為身負重任的思想戰士，其他人是束縛在惡主城內的子民或被徵招的可憐武丁，自己的責任就是不斷攻擊惡主的堡壘，摧毀行之有年的歪理，把藍天白雲鳥語花香帶進原本陰森詭異的采邑。成功了，他們可以拓展真理的樂土。失敗了不過就是死亡，因戰鬥而死向來就是一種榮耀，況且也沒有人能下斷言死亡不是件好事，真正的哲學家不可能退縮。

    哲學家會將自己的哲學家和公民身分都看得無比崇高，但公民是一個比哲學家大得多的集合，哲學家的意見若與大多數人的利益不符合，或過於違背時代氛圍，自然會被別人排擠。不過在民主社會中，保持聲音多元一直是很重要的事，若政治社會成為一言堂，政治將不會為社會帶來任何進步，民主制度也會式微。哲學或許未夠力使得政治社會常保清明，但政治社會需要不斷地有異議分子來刺激，讓庸碌大眾有機會發現道理的漏洞。

<申辯篇>和<克里托>綜合提問--96113022

蘇格拉底所展現的都是其理蘇格拉底在<申辯篇>以及<克里托>展現的都是其理想中雅典公民的樣子,因此他的呈述對他而言是事實。而蘇格拉底所說的神有一部分是至高無上的神,但也有一部分是理想的雅典精神。對他來說怎麼樣才是真正的雅典公民呢?當時的雅典公民追求財富而非注意或思考真理以及注重靈魂的完善,蘇格拉底的理想雅典公民是後者,如哲學家一般而非有錢有權之人。在審判的過程中,蘇格拉底作為一個雅典公民他遵守法律為自己申辯,以及相信法律不會懲罰無過之人,但被提告的原因卻是眾人的謊言妒忌,也就是因為這大多數人的決定使蘇格拉底被判死刑。無論蘇格拉底用多激烈的手法都無法阻止非理性的大多數,於是在最後已經無法改變死刑的判決時,蘇格拉底所說的復仇是認為若後人知道這件判決都會認為作判決的公民愚昧無知。

在<克里托>可以更進一步了解蘇格拉底的雅典公民應該是什麼樣子,也只有哲學家能夠達到如此要求,在審判時為了整個國家的聲譽不求憐憫,即便被判死亡也在所不惜。再者,蘇格拉底認為正義與政治是不相融,正義的人(哲學家)是政府的淫威雖盛,但它也不能強迫其為惡。當時的雅典政治是大多數人的想法,蘇格拉底認為我們真正要在乎的是有理性的人。遵守法律,即便判決結果是死刑。因此,蘇格拉底認為理想的雅典公民是哲學家。

蘇格拉底是以一個理想的雅典公民的形象作申辯,但與現實相差太遠,兩者的價值觀和期望天差地遠,就算蘇格拉底說的都是真話也無法對審判者有影響。也許他以為說真話可以找到解脫之途,或是喚醒雅典人心中沉潛的真正雅典精神,沒想到結果是南轅北徹。

〈申辯篇〉和〈克里托〉綜合提問 -- 97114137

〈申辯篇〉和〈克里托〉綜合提問

您如何確定在這兩篇文獻中的蘇格拉底，對聽審的同胞和老友克里托都說了真話？因為他是哲學家、不怕死、老人、偉人？

從這兩篇文獻中，我認為蘇格拉底說的是真話，且同是具有哲學家、不怕死、和老人的特徵。且並不具有偉人的特質，原因如下。

在（申辯篇）和（克里托）中，蘇格拉底不只一次提到＂神＂，不難看出蘇格拉底用最靠近神的哲學家的角色，對他的同胞申辯。但我並不認為他是致力於奉獻他的一切在神的旨意上，也就是他也像一般人一樣有優先順序，會做角色切換。因為（申辯篇）的最後一部份，蘇格拉底在死刑定讞後，說出："我的兒子長大成人以後，如果他們把金錢或其他任何東西放在良善之前，那麼請用我對付你們的辦法對付我的兒子…...。"我認為他會在最後再度提出他孩子這點，不難看出他卸下了哲學家這個角色，雖然這諷刺他的同胞意味很重，但我認為在最後時，他用父親的角色對他同胞提出這個看似充滿諷刺的請求，雖諷刺但是是真的。我相信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因為蘇格拉底都想讓他的同胞了解良善、正義、和真正的智慧有多重要，即使他認為他對孩子疏於照顧，對自己孩子的期望怎麼會低於同胞呢？我想他還是知道自己有父親的角色。

在（申辯篇）的文獻中不乏蘇格拉底＂不怕死＂的言詞，他激怒他的同胞、認為死後的世界可能是充滿幸福和正義的、認為死亡不過就是推開一扇門罷了。另外一個部份是蘇格拉底就如他所說的，他並沒有求饒、把他的孩子帶來讓陪審團同情。而在（克里托）的文獻中，蘇格拉底的決定已經說明一切，他並沒有背棄他的國家，而是接受死刑。由此可見，死亡並不足以構成撼動他決定的因素.

不過我認為蘇格拉底不怕死亡這件事情，或許是跟他是個七十歲的長者有關：試想，七十歲的年紀，的確會對死亡有更加豁達的想法。我認為也是因為他老人的身分，才會用雅典公民的角色面對朋友克里托，他在（申辯篇）和（克里托）的角色切換,藉由他言詞中的諷刺由多至寡能明顯看出。這在年輕氣盛的人中，是很難順利切換的，所以我仍然相信他說的是真話。他的訴求沒有改變，也不接受妥協，只是他會隨著聆聽者的身分而修正他言詞的鋒利性。我想這是因為長者歷經歲月淬煉，而成熟切換角色的表現。

但我不認為蘇格拉底夠資格稱得上是偉人，他是有更高尚的美德、有更謙虛的想法沒錯，但充其量也是對他來說能夠死而無憾罷了，因為＂結果＂他並沒有成功讓他的同胞改變而是被處死。所以我認為，被稱作＂哲人＂他是實至名歸；不過＂偉人＂，他並不像凱薩一樣有更具體的功績來讓後世稱道，畢竟他出師未捷身先死了。

《克里托》提問二 96114118

如果您是身處《申辯篇》與《克里托》情境的蘇格拉底，您願意為活得更好而被處死？或無法活得正當而寧願被處死？

蘇格拉底說：「但願我的申辯是成功的，但我想這很難……。」從《申辯篇》裡這樣的陳述，可以了解到：蘇格拉底不論是身處《申辯篇》或《克里托》的情境，顯然皆難逃一死。差別只在於蘇格拉底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死亡：是為活得更好，或是因為無法活得正當而寧可一死？

《申辯篇》裡，蘇格拉底表示自己願為活得更好而去死。但在《克里托》中，蘇格拉底又向老友克里托說明了，若無法活得正當則寧願被處死。我並不認為這兩個想法互相排斥：他的第一個想法是面對群眾所講，另一個是身在牢房面對老友所說。不管是蘇格拉底或是任何人，在不同的場合表現出不同的樣子，也是十分自然的事。那又為什麼蘇格拉底會表現出這兩種不同面對死亡的態度？

當蘇格拉底面對憤怒的雅典群眾與死亡之時，他說「我的結果可能是很好的」、「死亡可能是一種奇妙的收穫」這樣的話，試圖安慰自己並說服自己面對死亡。蘇格拉底不僅為自己申辯，同時也用這些話，婉轉地譴責法官們和不合理的判決：「在另一個世界裡我會見到真正的法官。」蘇格拉底在《申辯篇》表現得超然，是因為蘇格拉底有意識地把自己講得超然。他也清楚，既然別無選擇，終須一死。那無論如何，大庭廣眾之下的這場演講，他既然談到自己怎麼面對死亡，還是可以把自己講得從容赴死，並且留下大器的哲人身影。

而在《克里托》中，蘇格拉底就把自己講得比較貼近人性，他提到若逃走，會有如何的人民耳語在雅典流傳。若去外邦，也可能會遭受何等的異樣眼光。和《申辯篇》中的超然相比，這些都是很實際的顧慮。

在不同的場合中，蘇格拉底表現出他面對死亡時的不同態度。若我是蘇格拉底，也非常可能在面對群眾時，刻意把話說的漂亮。同時想到因為死後的世界或許幸福，而讓自己感到比較舒坦、比較不怕死。但，讓我去接受死亡的真正原因，則會是蘇格拉底在《克里托》中陳述的那些實際顧慮。因此若我是蘇格拉底，會因為自己無法活得正當而寧可一死。

〈克里托〉提問三 97114255

如果同胞皆錯，本篇的蘇格拉底何不選擇逃走，至他鄉傳播哲學，實現理想，何苦留戀故鄉，受死雖可明其志，卻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


蘇格拉底曾經質問雅典的人們對於至善、美麗、和美德的看法，後來他發現他們其實根本一無所知，但卻以為自己知道的很多，蘇格拉底於是總結道：他比其他人聰明的地方，僅只於他體認到，他什麼也不知道；在得知判決後他曾說：「我一死你們受到的懲罰，會比殺我還多。」，這只是他一時的氣話，和前面蘇格拉底的體認相對照後，我想他這句話真正所蘊含的意思是，他認為他的死，雖會令他的同胞被後世的人扣上一些罪名，但同時卻也能警醒世人，自己或許也是這麼的無知，那麼那些罪名就不會讓他的同胞承受到過重的包袱，這比遠走他鄉去傳播哲學更能帶來深刻的影響，也能將真理世世代代的流傳下去。
　　
如果再以「信仰」的角度，來去探討蘇格拉底的決定，我認為他也並沒有斷送傳達神諭的機會與責任，因為他所選擇去做的一切，從開始就是為了神的命令，最後受到同胞那樣的判決，我相信他會認為那也是神的安排，所以才能這麼堅忍地去接受它，他並非因為自私，甚至是因為想去更好的世界的心情，來面對死刑，而是因著神的旨意，用死亡來去彰顯神所賦予他去顯揚的真理。　　
　　
以上這兩點，呼應著他認為雅典人錯把死亡當作惡的理由，所以我認為傳播哲學和神諭這兩件事，對蘇格拉底來說和死亡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關聯，因為死亡對他來說並不是惡，反而更能將他想傳達的事，用死亡來發揮到極致。除此之外，蘇格拉底並沒有選擇逃走的理由，我認為並不是因為他在乎同胞感受多過於他愛神和哲學的心，而是他都是以「公正」為考量來當作出發點，再者如果他逃跑了，不只是法律和政令的摧毀者，也背離了他的良心與原有的堅持；蘇格拉底這麼說過「人即使受到惡，也不能以惡報復」，何況當他不把死亡當作惡時,就更不可能有其他理由，要去傷害雅典固有的價值，也正因為他是如此的愛護這個城邦，才會選擇留下來面對死亡。

克里托篇-提問五 97114131

　　如果說現況下，人都自滿於所擁有的知識，而不知道自己的無知，而且也不向善，身處於一個邏輯矛盾弔詭，善惡不分的險惡環境之中，那麼，哲學家的任務除了探求真理，還必須是世上的暮鼓晨鐘，敲醒每一個無知之人，使之向善，並且將真理擴散到世界上，使世界和平。那麼，改變現實是必然的結果於成本。簡言之，欲使人心皆向善， 改變現實的狀況是必經的途徑。

　　蘇格拉底透過大街上隨機找人的方式，企圖教導雅典的年輕公民，認知到自己無知，作後他們形成了一種師生關係，一個老師，還有少數的學生。而要透過這種方式改變現實的狀況－尤其是要改變的並非是掌權者的權力，而是全雅典公民的內心，讓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無知的，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因為這不是小團體與大政權的搏鬥，而是個人和城邦內所有公民的拉距。

　　今日，回顧過去，蘇格拉底以這樣的作法改變了少數人的內心，使之向善，認知到自己無知。但卻還是無法撼動集體雅典公民的內心，蘇格拉底最後依然被公民大會判處死刑，而那些支持他的學生，朋友們卻都沒有出來替蘇格拉底辯護，因為多數人的情緒已經被挑起，喪失了議事時該有的理性，此現象可見於柏拉圖＜申辯篇＞。我們看到多數人的言論成了語言暴力，其暴行除了讓少數人噤聲，甚至可以摧毀一個人的生命。我認為，這樣的做法對於改變現實狀況的功效是有限的。

　　蘇格拉底的言詞激怒了幾乎所有人，因為蘇格拉底並不是個通情達理之人，我們可以說，蘇格拉底是達理之人，因為蘇格拉底只知道他是無知的，過著哲學家的生活。但就以其言詞激怒了所有雅典公民這件事來看，我們不能稱他為通情之人。因為一個通情之人除了知道別人在想些什麼之外，也會知道什麼樣的語言或什麼樣的動作，會是一個人，或某一種人有什麼樣的反應。如果蘇格拉底是個通情達理之人，我想他對於改變現實的功效比起會激怒大部分雅典公民隻方法來得有效。

　　至於途徑，我認為只要是個通情達理之人，無論是私下且迂迴的教導同胞，或是掌握權力，以權力作為手段改變眾人之想法，或是其他途徑，都可以做得只比達理而不通情之人來得好。所以，我認為改變現實之途徑，就是使達理之人也兼具有通情之能力，這樣一來，不論採取其他任何實質的途徑改變現實，其功效都比只達理而不通情之作法來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