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亞里斯多德《政治學》

本部落格陸續提供由兩位碩士生以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為文本所撰寫的評論（共五篇），特貼文於此，應當有助於修課同學閱讀典籍和準備學期考試。

在此感謝兩位碩士生的協助。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七到八卷：《政治學》與政治科學

1. 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皆提及立法者應藉助音樂教育致人類靈魂和諧，以符合城邦至善的目的。依亞氏的政治學，城邦的目的為自足，自足除了在總體層面指國家對外安全，在個體層次指個人衣食無慮和靈魂的合宜。在此，亞里斯多德與柏拉圖的期待一致，寄望藉由個人靈魂治理朝向僅存於理念上、人間不可得的理想城邦，音樂教育乃為達城邦自足而作準備。《政治學》篇章的頭尾構築了理想城邦的圖像和途徑，政治實相和哲人期望不斷交會卻又難以接合，而成為人間困局。
2. 政治的和實踐的生活是最值得選取也是人必然的生活。亞里斯多德認為，有人摒絕實際事務、崇尚逍遙自在和無所作為並非正確，要達到最優秀的城邦，必仰賴善良的行為，因為「幸福就是活動，公平與智慧的行動就是高尚目的的實現。」（1325a34）善良行為和城邦幸福為同一件事，因而實踐的生活才是最優良的生活。但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人對善的定義和如何生活的價值觀不同，加上因貧富差距造成各種至善觀的角力，亞里斯多德推薦的最值得選取的生活，便不一定造就出安定，使得政治的和實踐的生活通常是充滿衝突的生活。然這種意見紛擾的生活，卻因人本性上的不甘心，仍不斷試圖從中突破或提昇，而未改其作為最值得選取之生活的價值。政治是衝突，人的政治性使之不得不置身其中並對抗求安定又衝突的矛盾。
3. 政體並非天生穩固，任何類型的政體都難免於流變，政體的傾覆成為常態，若欲阻止政體流變，便需人力予以鞏固，混合政體是鞏固政體的最佳方法。各階層的平等觀差異來自財富和自由，混合的方式是尋求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折衷，包括採用兩種政體的立法、尋求兩體制的折衷方案及抽取兩政體的特徵且加入法律中等三種準則。可稱為完美的混合政體必須在「折衷之中就已經有了混合，因為兩個極端都在同一折衷中表現出來」，而使混合而成的政體，同時具有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特徵，或者乾脆都不具有，「既可以被稱為平民政體又可以被稱為寡頭政體」。（1294b15-19, 35-40）政體鞏固的目的為滿足城邦至善，但流變又為政體無可改變的、近乎天性的趨勢，混合政體只能盡可能維持安定，而無法避免政體走向覆滅；政體混合只能延續政體腐敗而不傾頹，政體研究和政體混合都無助達到城邦的至善。
4. 所有政體其實皆為混合，其中亞里斯多德又以中間階層執政最為理想。以中間階層為混合政體的意涵，不限於社會各階層的官職和權力分配。亞里斯多德寄望中間階層具備自由和財富以外，尚養成理性和中庸的德性，這項兼具貴族及貧富兩端的特質的組合和優越，正是亞里斯多德阻止政體流變且趨向城邦至善的關鍵主張。但中間階層執政在經驗上卻難以實現，原因在於具有中庸德行之人難尋，此外，在財富總額與人數上，中間階層皆要大於富人與窮人的總和。最後，還需獲得其他階層信任才得需掌權。以上三種條件缺一，便無法達成理想的混合政體，也無法達成亞里斯多德欲以人間最佳政體阻止政體流變的主張。
5.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中從城邦目的到政體研究的討論順序，其實是從政治哲學經由政治再到政治科學的轉變。人總對生活懷有美好嚮往而追求完美，但因人類群居、彼此相互依賴，又難免為追求各自的至善而議論、衝突，對「人應如何生活」的價值衝突就是政治的展現。政治科學以政體研究為主要課題，以意見為知識探求的對象，深入其中，認識群體生活之整體，而成為進行治理的必要知識。但政治科學若始終囿於現實，只滿足於政治勢力與貧富關係的描述與預測，不思超越，以追求人間之最佳政體，最終仍達不到城邦至善。世人明白現狀的不完美卻又試圖超越，教育便成為人之智慮亟欲用以改變現狀的重要途徑之一。政治科學為旨在養成政治家的自由教育提供關於政治生活的切事描述與分析，並期能在客觀的現實政治勢力分析以外，本於政治哲學的任務，認識政治事物之本性和探求正確的與良善之政治秩序，（Strauss, 1959: 12）領世人思索正確的生活。這就是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之本旨，出於政治哲學的關懷，透過周全的政治分析，創建兼顧應然與實然的政治科學。然這項知識上的並重，其實是表現出擺盪於追求至善之不可得與鞏固現狀之不可及之間的困境及思索脫困之道的恆久行動。

關鍵字：《政治學》、政治科學、政體研究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四到六卷：政體研究的政治性

1. 政體研究旨在根據城邦的客觀條件、社會條件與法制條件，得出可行之最優政體，尋繹鞏固之道，使之更易長久維持。人皆要求平等和公正，但因貧富差距使各階層的平等標準不同，政體內便出現不同的正義觀和平等觀，因評價標準不同而起的爭端和衝突便難以避免，合宜的權力安排即誰適合掌權便成為必要的探問。因此，政體免於覆滅的關鍵在於讓眾人覺得自己被平等地對待，從而在權力與財富分配上，合宜地安排眾人的生活，使之安居樂業。政體研究的目的便告滿足，政體研究的政治性亦由此彰顯無遺。
2. 亞里斯多德稱以共同利益為目標的君王制、貴族制和共和制皆為正確政體，但哲人並未解釋及誰有權力認定共同利益的內涵。城邦各階層或勢力對公共利益的內涵各有不同觀點，本就難有同一的主張。若逕以單一階層（或執政者）所認定的共同利益作為政體本旨，這類政體便很難符合真正的共同利益，亦難謂正確政體。此外，以共同利益作為正確政體的君王制、貴族制和共和制，在歷史上不僅極為少見，而且是不穩定的。其實世上各類政體的常態是傾向覆滅的，縱使出現良好政體，也常流於腐化，無法持久，這可說是政體的自然傾向。亞里斯多德所稱三種正確政體只存於概念且作為政體比較之參考點，而非真實可行或長治久安的政體。
3. 由於各政體極容易偏離政體原初的公正原則而產生政體的流變。究其原因，不同階層為求平等而導致內亂，有時鄰近國家的強大，也可能導致政體的轉變。任何政體並非天生穩固，政體更迭和覆滅是常態，因此需時時關注城邦勢力的均衡並適時給予合宜的調整。政體研究在瞭解各類政體的本旨和變化的原因後，因應國民財富分配狀況與階層關係，做出符合多數人公平觀的權力安排和官職分配，以達政體鞏固的研究本旨。
4. 然而，政體研究不可能鞏固任何政體。亞里斯多德提出混合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的共和政體，混合的方式則是從財富分佈狀況開始，結合兩種政體的特質，即窮人與富人／自由與財富。共和政體結合社會不同階層的平等觀，保持政體的持久安定。但亞里斯多德認為由中產階級執政才是共和政體的最佳狀態，因中產階級安分守己、聽從理智，可仲裁窮人和富人。但若中產階級的人數少於窮人和富人的總和，中產階級執政的共和政體將難以出現。國民財富的總量與分佈狀況雖攸關政體穩定及最佳政體之建構，然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並未論及。
5. 政體是讓大多數人安定度日的權力安排，政體研究的目的是使各類政體長治久安。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透過議論政體之好壞，改善自己所處的環境，追求經濟自足和城邦安定。人的政治性使人難以迴避「人應如何生活」的價值抉擇，人致力求善但無法因此去惡。政體研究證明任何政體皆難免傾頹，人又致力尋求安穩可行的政體，這除了出自人之政治本性，也是人追求超越與完善化的天性的展露。

關鍵字：政體研究、平等觀、混合政體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一到三卷：政治科學的城邦本源

1. 哲學的切事面為治理，政治科學是進行治理的必要知識。政治科學是哲學的延伸，也是哲學取自且為世人生活之圓滿的側面。政治科學是置身且針對群體生活之整體的實然與應然的整合性（integrated）知識。政治科學認識各地習慣、風俗和價值，並考量城邦的客觀條件，如地理區位、營生活動、產業、人口結構等，在符合當地居民價值趨向的範圍內，設計出可行的最佳政體。探索可行之最佳政體的政治科學家運用這個學科關於人之生活的整體的知識，為同胞提供「人應如何生活」的明確方向，以實現最佳秩序
2. 城邦乃生活共同體自然生成之最圓滿狀態，所實現的善即為人人與城邦皆得自足的至善。就個體而言，自足是指安居樂業與友誼生活；就總體（城邦）而言，對內即為人民衣食無虞，通貨充足，無待他求；對外即為國力足以自保，安全無虞。治理是為追求城邦的至善，此一善之圓滿境況乃兼指個體與總體的自足。自足即為城邦的本性也是目的。
3. 「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強調人無法脫離群體而活的群居天性。人天生處於政治生活之中，政治生活就是城邦生活，「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也可解為「人是天生過著城邦生活的動物」。但人又比蜜蜂更是政治的動物，因其擁有語言能議論善惡是非，就城邦事物進行爭辯，從而轉化為行動，其目的仍是不離追求城邦的至善。亞里斯多德的『政治』所蘊含的群居與語言之雙重意涵，除了揭示城邦之本質和人之本性，還指出城邦公民當如何經營合宜的群居生活以追求兼取個體與總體的自足。那就是在公民議論以外，尚需權力的正確安排，才得實踐這項自足的目的。因此，政體原理之探究仍是以古典政治哲學的「人應如何生活」論題為目的，而非單純的類型分析與比較。
4. 政體是擁有最高權力的官職的某種制度或安排，在此政體是城邦的組成方式，政體改變即表示城邦生活方式的改變，「只要組合的形式已經不同了，一切共同體或組合物發生變異，……城邦的同一最應歸結為政體的同一」。（1276b5-10）以追求至善為目的的城邦必需政體的配合，而政體之優劣則以能否實現城邦至善為比較標準。政治科學關注政體原理、類型和比較，其目的在於尋繹實現城邦至善的最佳權力安排，離開這項目的，政體研究便無自足之價值與評判之依據。
5. 最有助於實現城邦至善的政體即為最佳政體，政體涉及權力與官職的安排，誰適合掌權便是必要的提問。亞里斯多德認為多數人統治優於少數人，但其統治不在於判斷的優越，而在於能讓民眾接受並視為當然以維持秩序，這就是統治的標準。陶片放逐法之例則是為實現眾人所認為的正義和平等，放逐財富或政治勢力出眾之人，即在一個城邦中，不會有人特別傑出超越眾人，眾人自認彼此對待，一視同仁，這就是正義，也是平等，更是人們最能接受的諸善之最大公因數。治理重秩序，最多數人接受就是最穩固的秩序。政治科學要考量現實條件，既難讓所有公民成為好人、具備美德，則讓多數人掌權以求最佳政體。陶片放逐法雖讓合乎哲學家的至善理念無由追求與產生，但卻能契合於眾人的至善觀，後者不再是單數或大寫的『善』，而是流通於日常生活的龐雜意見。這項放逐傑出或特異之人的普遍作法足證多數人的價值才是維繫城邦秩序的關鍵，多數人執政才是最佳的權力安排。政治科學即是通曉意見與知識之別、實然與應然並重而以建立和維繫可行之最佳政體為目的的知識，那是關於生活之整體的整全性知識。

關鍵字：政治科學、最佳政體、城邦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四到六卷

良善之城邦需要教育

1. 對於每一個人和對於城邦共同體以及各種各樣的人群，最優良的生活必然是同一種生活。亞里斯多德認為擁有幸福的生活就要使整體城邦追求德行、不偏離正道並實踐之，因為善良的行為即是目的，如同那些認為一個人的好生活在於財富的人，當整體城邦充滿財富時就會有極大的快樂。但並非每個人對德行都擁有相同的態度，因此一個精明的立法者的目標就是把城邦中的種族結合在一起，盡可能的擁有幸福。
2. 政治家和立法家應了解構成一個幸福城邦的要素，以便產生優良的政體。亞里斯多德指出人口要考慮數量和性質，他認為應以城邦的自由人數量為基準，適當的人口控制、劃定的疆界並施予法律，良好的法律就能產生秩序使城邦內的人自給自足。政治家和立法家尤其要讓城邦內的公民應具備互相友愛的德行，因為對方是自己的同伴或朋友更容易激發人類不甘屈服和統治的心。
3. 城邦以自足的生活為目標，就必須考量城邦內部的階級種族分配的資源和職位。這包括了城邦和共餐制的位置、德行的生成和政治行為都需要閒暇，亞里斯多德區別了成份跟部份，他認為工匠、農民只是城邦的成份，而武裝人員和議事人員是城邦的部份，他們才是選擇正確的目標和行為，引領城邦整體迎向善。
4. 想成為一個善良的城邦，故其內部的公民就必須是善良的。亞里斯多德認為人要通過本性、習慣和理性三種途徑成為善良的人，因此要藉由教育學習，將優良的事物植入公民的靈魂，因為人如果偏離了高尚的生活，則城邦就不是幸福的。除此之外，還要結合立法的力量關心城邦公民的婚姻狀態，考慮公民生育的時間，並在孩童出生之後用自然的差異來劃分，監督兒童的成長，並且用記憶和教育彌補自然的不足。
5. 立法者最應關心青少年的教育，教育他們如何適應生活其中的政體。亞里斯多德的教育劃分為讀寫、繪畫可用於生活的知識層面，體育使人勇敢，音樂則可讓人放鬆幾點，其原因在於人群居並非像動物殘暴的結合，而是伴隨著溫順的性格。他認為人的本性是為了閒暇，因為閒暇才能帶來幸福、快樂的感受，故除了體育訓練人勇敢，他認為學習音樂可造就青少年良好的判別能力和欣賞能力，音樂帶來陶冶的作用要取其中庸，因此亞里斯多德最終教育的目標乃是中庸。
6. 生活在一個城邦中，無論是任何政體，人都脫離不了應該如何生活的命題。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點出人是政治動物，自給自足是城邦的目的，但人與人之間會為了平等而產生衝突，因此穩定城邦、引領整體的幸福，必須要由教育調和至中庸，中庸內同胞的關係將沒有衝突，趨向穩定的政體，然而這卻可能抹煞了人之間的政治性。

關鍵字：良善、教育、中庸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一到三卷

政治的實踐與穩定

1. 政治必須實踐，因此要考察人的生活環境，以了解政體實行的程度。每個城邦之所以有不同政體，乃由於人們不同生活所組成，而社會結構像是財產、門第、賢能不同出現貧富差距，因此產生了民主制和寡頭制、綜合兩者之混合制，以及用武力統治的專制型王政。
2. 亞里斯多德用各式變型的政體，作為成就城邦最好生活方式分類，最好生活方式就是善的生活，而善存在於中庸，政體就是一個公民團體的生活方式。亞里斯多德推崇中產階級的不極端，認為國家應要讓平等的公民們組成社會，彼此成為朋友，這是政治社會最好的組織形式。
3. 政體的長久和城邦內部的質與量相關，質代表自由出生、財富、文化，而量則代表著數目的優越，藉由考察質和量變動的性質、煽動來源和行動之原因以保障各政體的穩定。亞里斯多德認為人們煽動大多為了追求平等，伴隨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政體若要保持則必須培養公民間的友誼，外加立法以防範涉及煽動和被煽動的人們。無論任何政體，城邦的掌權者須觀察公民的生活，維持中庸，防止不合政體的方式出現。而建立政體必須理解各城邦公民性質的不同，加上行政機關的分配，以維持穩定。
4. 亞里斯多德認為無論人的處境為何，都無法脫離政治，因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城邦對他而言不僅是公民生活的場域，也是政治的場域，因此掌權者如何治理，公民應該如何和他人生活、產生秩序，以及城邦整體的自給自足、保持穩定正是城邦的目的。城邦的政體不同，代表著在一個環境下，公民之間有等第上的分別，因此藉由彼此了解，以便衡量能做和不能做到的。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強調平等，誠如他所主張的「友誼」，因為唯有朋友之間的關係才是平等和信任，公民之間才不會有不公道煽動之心，但如何可能忽略人擁有資源、天賦的不均，轉而將公民與公民的關係導向平等，將是政治家和哲學家的難題。

關鍵字：政治、穩定、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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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進度調整

十一月十六日起，課程調整如下：

10	11/16	柏拉圖《政治家篇》 ●《政治家篇》。	什麼是政治家的技藝？如何尋繹？能否教導之？
11	11/23	柏拉圖《法篇》 ●《法篇》，第一卷。	立法應遵循哪些原則？立法與國家的起源的關係？
12	11/30	柏拉圖《書信》 ●「第七封書信」。	哲人的政治實踐何以總是失敗？
13	12/7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Politics）（1） ●《政治學》，第一卷第1-2章。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人為什麼及如何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或「人的本性乃政治動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什麼是「本性」或「自然」（nature）？什麼是「政治」？什麼是「動物」？與蜜蜂、螞蟻相比，人何以「『更』是一種政治動物」？這項傳世的主張在亞里斯多德政治哲學中的地位？
14	12/14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Politics）（2） ●《政治學》，第二卷第1-5章。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苗力田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亞里斯多德對柏拉圖的批評？其根據何在？
15	12/21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3） ●《政治學》，第三卷。	何謂好人？好人與好公民乃同義詞？這項分辨的重要性？
16	12/28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4） ●《政治學》，第四卷第1-13章、第五卷第1-5, 8章、第六卷第1-5章。	亞里斯多德的政體循環學說的根據？什麼是他心目中最優良的政體？在《政治學》中，德治與法治對政體的作用？多數人且由中產階級主治的政體何以在可能施行的政體中，是最佳的？亞里斯多德提出政體方案比柏拉圖容易施行，且更能造就優良的生活方式？
17	1/4	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 ●《尼各馬科倫理學》，第八、九卷。	友誼與政體鞏固

回應與申論-97114284

本篇申論為學生在〈克里托〉提問四【如果〈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能否稱〈克里托篇〉的蘇格拉底變成了雅典公民？為甚麼蘇格拉底的哲學家成色會變淡，最終屬於公民身份成為唯一的成色？何以公民不服從不是蘇格拉底的選項？】回答後，依老師在2010年10月18日提出問題：「為甚麼蘇格拉底要以死亡證明同胞犯錯？原來他是不愛同胞只愛法律和哲學的老人？為甚麼他愛哲學和法律而不愛同胞？同胞犯錯，不會說話的「國家」如何犯錯？」之申論。

（一）人物與時空界定：
1. 蘇格拉底：蘇格拉底並無任何著作傳世，出生之年不可考，大約死於紀前399年，蘇格拉底述而不作，其思想為門人弟子之傳述與表彰，多為柏拉圖所記述，柏拉圖更在極大部份的著作中與蘇格拉底成為同一化身。

2. 柏拉圖：柏拉圖生於西元前427年，其生平經歷雅典民主從興盛走向衰落，政治與經濟遭受重創，國內道德淪喪，故開始建構《理想國》，藉著與精英的反覆爭辯，探討何謂正義（What is justice）？何謂勇敢（What is courage）何謂恭敬（What is peity）？何謂自我節制（What is self-control）？。

3. 伯羅奔尼撒之戰：西元前431-404歷時二十七年，專制王權的斯巴達擊敗民主體制的雅典，雅典政局因寡頭統治的偏激行徑導致國內動盪不安。翌年民主勢力反撲，暴政覆亡，再度回歸原有體制，但政治並未改觀亦無清明跡象。

學生在此提出修正觀點，依據上述三個界定過後的人物與時空背景我們可得知，蘇格拉底不論在《申辯篇》或者《克里托篇》中此蘇格拉底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也就是在此兩篇中不論蘇格拉底最後選擇了何種角色皆可假設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因此學生將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內心角色的選擇化為三個變項。

學生先從心理學的角度先來分析，柏拉圖究竟要讓蘇格拉底成為什麼樣的角色？但分析前有個前提是假設此蘇格拉底為「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

依據此結構我們可以把蘇格拉底的哲學家身分設定為A而政治家（雅典公民）設定為B而最後一個神祕身分設為X，再把哲學家視為超我（super-ego），政治家視為自我（ego）而X歸納為本我/原我（id），依據《克里托篇》我們可以知道最終蘇格拉底選擇了，神所指引的道路，也就是學生圖表上ax的部分，因此（先不論其內心成色的變化），學生反向思考為何柏拉圖要讓蘇格拉底決定選擇死亡。由一開始的人物與時空界定我們可以得知，柏拉圖生於西元前427年，經歷了伯羅奔尼撒之戰（西元前431-404），柏拉圖經歷雅典民主從興盛走向衰落，政治與經濟遭受重創，國內道德淪喪，其憧憬幻滅，並對該政權深惡痛絕，並在此使專注於政治哲學的研究，《Apology》《Crito》《Republic》等作皆為此時期的作品，因此基於上述假設可推論柏拉圖實為《申辯篇》及《克里托篇》中的藏鏡人，因此就老師的問題「為甚麼蘇格拉底要以死亡證明同胞犯錯？」學生認為柏拉圖在當時見到暴政覆亡，再度回歸民主體制，但政治並未改觀亦無清明跡象，而感到失望因此在《申辯篇》中將蘇格拉底塑造成一個與神站在同一邊且追求靈魂完善堅持真理的角色，而這個角色更超越了哲學家成為了另一個角色X。

接著老師問：「原來他是不愛同胞只愛法律和哲學的老人？為甚麼他愛哲學和法律而不愛同胞？」學生在〈克里托〉提問四，回答當中提到：「蘇格拉底選擇了遵守法律並不是為了他的雅典公民身分而是要突顯其同胞的愚蠢與無知並強化了其哲學家角色的本質」又「蘇格拉底告誡克里托如果逃跑等於是摧毀法律與整個國家，因此蘇格拉底成為了「同胞犯下錯誤的犧牲品」放棄逃跑，選擇那條神所指引的道路。」學生在提問四中的立場認為蘇格拉底其作法是為了要強化了其哲學家角色的本質，此說法經學生思考後決定加以修正（學生從不認為蘇格拉底以身殉道），我想蘇格拉底並不把死亡當成目的，而是把死亡當成一種手段，當蘇格拉底認為自己的想法、他自認為的真理無法觸及人心，且當局被一群自命清高的人所把持，於是他把死亡當成一種溝通的手段，蘇格拉底曾說：「未經檢視和思考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或許同胞會因為蘇格拉底選擇死亡的決定，來檢視、思考自己的行為是否正確，公民們的判決是否恰當，因此我認為就因蘇格拉底愛其同胞才會將其身命當作代價作為最後一擊。

但若從柏拉圖寫作的時空背景來看，《克里托篇》中的蘇格拉底做此選擇，不但給當時民主衰落，政治與經濟遭受重創，國內道德淪喪的雅典重新樹立起精神象徵，同樣的與第一段提到的X角色似乎也是柏拉圖身為一個幕後寫手想達成的目的相同（以上論點皆由個人推斷無史實根據）。

最後老師問：「同胞犯錯，不會說話的「國家」如何犯錯？」

亞里斯多德認為國家是：「家庭和村落的聯合，其目的在達到完美自足的生活。」從定義上我們便可以知道國家是由人民所構成，而社會認同與心理認同更為國家所代表的整體存在因其目的在達到完美自足的生活。再從國家的概念出發，依政治系學生的觀點，我們會有順序的排列出：領土→人民→政府→主權（Michael G Roskin）這可以描述國家的要素更有發展順序上的意義。

依照柏拉圖的著作當時的雅典有明確的法律、社會規範，因之我們可以確立當時雅典「法的概念已成型」。其著作中可以得知當時不同的城邦各有主權，而掌控主權的就是公民大會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政府，政府實為一群統制國家的社會群體。

從「法的概念已成型」我們便可推斷國民的權利義務，主要來自國家法律。依此國家是一種「法人」，將國家視為一種「法人」（une personne morale），其與其他法人之區別在於國家擁有「主權」。

法律上的「人」有兩種：

法人亦可依法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但是刑事上只能科以罰金，且無參政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等）。若把「主權」定義為「在法理上至高無上的權利」，則相當於制憲權，那麼「國家」作為「法人」的權利義務是由自己定義的。

藉此我們可以知道雖然國家雖然不會說話，但入果把「法」的概念帶入國家同樣要承擔義務，如果再說的簡單一點我們可將國家定義向後追溯就可得到答案也就是：主權→政府→人民→領土，如此我們便知道在其雅典城邦領土上的，是蘇格拉底的同胞，控制其政府的還是蘇格拉底的同胞。

〈克里托〉提問五 -97114285

一位哲學家要教導別人認識自己的無知，但往往最困難的事莫過於認識自己，人們要有自知之明，就是不斷詢問別人問題，這件事是很難得的，要了解自己，只有站在人群之中，才能認識自己，而且通常不會評價自己的人，也就不會評價他人，唯有認識無知才能往前推進，進而彌補自己的無知，才有知識與能力勸人為善，進而探究真理，越是認清自己就越有機會能改變現實的狀況。

靠著教導與辯論的方式來使人認清自己，哲學家本身要夠認清自己的無知，才能知道別人是哪裡無知，進而拉近同胞之間的差距，這並非一件簡單的事，透過哲學家與人的對話，彼此互相學習，能更了解真理，也能從中培養出自信與智慧。

堅強者往往能在命運的風暴中奮鬥，但究竟能改變多少人，使雅典人民了解自己，而能使之向善，我想蘇格拉底只影響了少數人，也不會因此走向死亡，但他依舊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因時勢的改變而放棄自己的信念，雖然擁有堅強的意志，但這樣的意志與信念並沒有為他帶來多少好運，他的話語與道理顯然沒有打進雅典人的內心，對現實也沒有太大的成效。

蘇格拉底至死都不忘秉持自己的原則，就算克里托想用金錢來換取他的自由，他也不為所動，一心在理念上，認為真理大過於死亡，試想真理一定要用死亡或激烈的言詞來捍衛嗎?這樣的做法會使人們越來越不諒解，似乎不能使人們更認識真理。

常常自我反省，多思考，我認為是改變現實的途徑，無論是哲學家還是雅典人民都未必能探究到真正的真理，只是藉由辯論或是闡述公平正義等的道理，又未必是真正的公平正義與道理，只是你眼中的真理，若是能經常自我省思，多虛心聆聽別人的意見，很多事情也許就能跟現狀不一樣。

〈克里托〉提問六-97114282

政治科學與政治哲學之間的不同是,政治科學講求的是事實面與實然面,而政治哲學是研究價值取向的一門學科,他提出了"應然",重點在於提供一種應然的構想,對現實的政治進行理性的指引,其著重價值與應然的陳述.應用在政治上的哲學,重點在提供什麼是應該做的,也就是建構所謂的應然,哲學家研究世人的價值取向,並對現實生活中的政治提出理性的指導或引導.

哲學的應當學習,並不在於它能對所提出的問題,提供任何確定的答案,而是在於這些問題本身.原因是,這些問題可以擴充我們對於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認知.

不同的時代,地方,民族性,對政治理念的看法或多或少有些不同,對政治的理想界定一定也不會相同.就現代而言,政治的目的可以視為"提升生活的品質",而蘇格拉底對於政治則認為"理想存在於一個只有智者才能了解的世界".亞里斯多德表示:"一切技術,一切科學,或一切活動和探究,都是為了獲得某一種善,因此,善可界定為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人生的至善就是幸福,而真正的幸福在於符合德行的活動,因此哲學家是對普遍概念的研究與實踐的學問或對實在界的人生做一個徹底的檢查.蘇格拉底說:''一個未經檢視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哲學最徹底的功能,就是在對人生,對知識,對價值做最徹底的檢查.也因為這樣的一個檢查,他可以使我們的人生,知識,或行為有深刻的基礎.而且在這個基礎上,能夠兼顧整體,做整體性的考量,政客也才有進步的空間,有能力去辨別並轉變.

〈克里托〉提問三 97114233

如果同胞皆錯，本篇的蘇格拉底何不選擇逃走，至他鄉傳播哲學，實現理想，何苦留戀故鄉，受死雖可明其志，卻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


蘇格拉底認為，他一定要遵守他心中的原則，以及雅典法律，這個他所愛的城市所遵循的價值觀。當克里托向蘇格拉底提出逃獄的請求時，蘇格拉底一點也沒有動搖。

蘇格拉底覺得自己是個理性思考、堅守原則的人，不會為了其他人的看法意見左右他的中心思想，正是因為他覺得像他這般看清自己所知道的，且看清別人不知道的，更不會為了他人而隨便改變自己的思想。就像他告訴克里托的，『要尊重好意見，而不要尊重壞意見。』所以對於克里托的提議並不會因為市克里托而接受，更不會因為大家希望他逃獄而放棄他的原則。

再者，雖然死亡似乎是盡頭，但是活下去更是大大地違背他所相信的。死亡，在蘇格拉底心中，並不與探究神諭及哲學有直接關係，若將一切以「公平、正當」來衡量，逃離更不具有正當性，這樣一來，更是和他一直告訴大家的價值觀完全相反，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反而沒有了意義，因此蘇格拉底絕不會做出這樣的行為。

(克里托)提問四 97114243

如果〈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能否稱〈克里托篇〉的蘇格拉底變成了雅典公民？為甚麼蘇格拉底的哲學家成色會變淡，最終屬於公民身份成為唯一的成色？何以公民不服從不是蘇格拉底的選項？

在《申辯篇》中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闡明自己，並指出他照著神的指示過著一種哲學的生活，蘇格拉底從接到神的指示後便不斷的開始探求真理、闡明真理、追求理智以及靈魂的完善，並可憐同胞的愚蠢與追求金錢與榮耀的無知，辯駁對於他 "腐化青年, 不信仰眾神而新立神祇的種種控訴"。在《克里托篇》蘇格拉底認為大眾的意見對於他的決定並不重要，因為眾人作為一個整體是不明智的。背叛他自己對於他的決定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逃亡這件事情是否正當。他不會對敵人屈服，逃離死刑代表蘇格拉底懼怕他們。逃避死刑將會是對他孩子有不好的榜樣。蘇格拉底提供了擬人化的雅典法律四條論據，來向克里托顯示他不應該逃跑。我們是你的雙親；我們是你的撫養者（提供教育）；蘇格拉底同意尊從我們（這是社會契約論的早期表述）；無論蘇格拉底去哪裡，將都會被視為腐敗的力量，這些也基於先前他與克里托達成共識的論據：對他人作惡永遠不是對的，即使他們已對你作惡。根據這一準則（蘇格拉底說他自己及其追隨者會遵守），對他的城市作惡將是不正當的，即便城市對他作惡。如果蘇格拉底逃跑了，他將在顯示，有足夠錢的人就可以逃避任何法律，這樣他將對養育他的城市作惡，就像對父親作惡一樣。

根據蘇格拉底的想法來看，雖然表面上成色從A（哲學家）轉變為B（遵守國家法律的雅典公民），同樣的我們可以從此《克里托篇》看出一些邏輯性，即蘇格拉底認為如果自己離開了，是同胞犯下錯誤的犧牲品而不是國家犯錯的犧牲品，因此蘇格拉底選擇放棄逃跑而成為了一個遵守法律的雅典公民，因為如果自己離開了，是同胞犯下錯誤的犧牲品而不是國家犯錯的犧牲品。但蘇格拉底認為犯錯的是他的同胞而不是國家，在《克里托篇》中我們得知蘇格拉底告誡克里托如果逃跑等於是摧毀法律與整個國家，即蘇格拉底選擇了遵守法律並不是為了他的雅典公民身分而是要突顯其同胞的愚蠢與無知並強化了其哲學家角色的本質，這也是為什麼蘇格拉底沒有選擇公民不服從的原因了。

 

(克里托)提問三 97114225

如果同胞皆錯，本篇的蘇格拉底何不選擇逃走，至他鄉傳播哲學，實現理想，何苦留戀故鄉，受死雖可明其志，卻也斷送探究神諭和哲學的機會與責任？

在與克里托的對話中，蘇格拉底以引誘且分明的邏輯，將其慢慢的說服。他向他辨明何謂是、非。並不會因為公眾對他的判別為非，而他向公眾的對抗則皆為是。是、非的判斷，於孩童的心智能有最明確的判斷。雖然雅典公民的判決於他是錯的，但逃跑本身是個錯誤的事情能有最簡單的裁量，只要排除多餘的設想。於是蘇格拉底對於是、非的堅持，不僅說服了克里托，也說服自己走向死亡。

但是就我的觀點，這樣的堅持是對與否毋須去探究，我想討論蘇格拉底對於生命的態度與責任感。一個心智健全的人相信極少數會去放棄自己的生命，抑或拋棄應負起的包袱。但是在這總總的對話中，以及判決時蘇格拉底的言行策略，他似乎對死亡非常坦然，也可以確切的說，他自己選擇了死亡。這是不是可以再進一步的推測，蘇格拉底寧可選擇死亡，是為了拋下一切的負擔？

神諭等宗教鬼神之說，我們無從旁證，所以我們無法了解所謂：「神給予蘇格拉底的指示」是真是假，於是我們不明白。他究竟是不是為了真理或者傳遞是非的信息我們不是蘇格拉底所以也無法清楚明白。既然所有的真假都只在蘇格拉底的內心，我們也可以假設，蘇格拉底所說的一切對於他自己都為假，而他真正的選擇是拋棄責任拋棄生活最後拋棄生命。也許他此生過的非常憂鬱，他厭世的潛意識造成他下意識的用所謂是與非的邏輯來將自己導向死亡。丟棄了所有對他來說才是他所要的，死亡可以最簡單的解決問題。

到了蘇格拉底死後沒有人能真正的了解他的想法，也或許在他臨終前他也未能了解自己的想法。也又可能他清楚了解自己想要的，而這樣的選擇他蓋上了虛假的真理外衣。總之對於死亡是他的傾向使然，以上是我粗淺的想法。

〈克里托〉提問四-97114284

如果〈申辯篇〉的蘇格拉底是哲學家，能否稱〈克里托篇〉的蘇格拉底變成了雅典公民？為甚麼蘇格拉底的哲學家成色會變淡，最終屬於公民身份成為唯一的成色？何以公民不服從不是蘇格拉底的選項？

本人認為在回答此問題前，有必要先定義出「雅典公民」與「哲學家」身分之差異，依據《申辯篇》我們可以得知當時雅典的公民，政治是雅典人生活必要的條件，透過公民身分，參與社會互動、政治制度、組織政黨、公開辯論、參與公民大會等行為得以表現出來，這即為亞里斯多德所定義的”zoon politikon”。而哲學家的身分，依據蘇格拉底的說法，神指示他過一種哲學生活，而這是他假定並且相信的，於是他便開始對自己與其他人進行考察及試驗，服從於神並不斷的開始探求真理、闡明真理、追求理智以及靈魂的完善，依照上述我們可以歸納出哲學家的身分對於蘇格拉底來說即為一探索生命真理者。






從《申辯篇》或者《克里托篇》我們可以歸納出蘇格拉底的問答邏輯與其語言邏輯性。首先蘇格拉底先提一個問題並請對話者表明意見甲；再引導對方表達另一意見乙；最終證明乙而否定甲，讓對答者無話可說，並突顯與其談話者本身立場的矛盾與衝突性。如此蘇格拉底的論證邏輯成為了一種「工具」不但可以獲取知識更可以闡述真理。

根據此邏輯學生先將蘇格拉底的哲學家身分設定為A而雅典公民設定為B。前面提到蘇格拉底建構出邏輯系統來將自己語言關連起來，如此自己的理論基礎便有所依據成為一有根基、紮實的、有規則性的理論。在《申辯篇》中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闡明自己，並指出他照著神的指示過著一種哲學的生活，蘇格拉底從接到神的指示後便不斷的開始探求真理、闡明真理、追求理智以及靈魂的完善，並可憐同胞的愚蠢與追求金錢與榮耀的無知。但在《克里托篇》蘇格拉底身分似乎有所變化。蘇格拉底認為不得以錯還錯、以惡報惡、踐踏自己與國家所訂下的協議和合約，這樣會傷害到自己的國家與兄弟更會摧毀國家的法律。他告誡克里托放棄逃跑，因為如果自己離開了，是同胞犯下錯誤的犧牲品而不是國家犯錯的犧牲品。

從《申辯篇》及《克里托篇》我們可以看出蘇格拉底表面上成色從A（哲學家）轉變為B（遵守國家法律的雅典公民），同樣的我們可以從此《克里托篇》看出一些邏輯性，即蘇格拉底認為如果自己離開了，是同胞犯下錯誤的犧牲品而不是國家犯錯的犧牲品，因此蘇格拉底選擇放棄逃跑而成為了一個遵守法律的雅典公民，但此選擇有一個前提即「同胞犯下錯誤」控告者們因為自己的理論無所依據而無法被蘇格拉底所檢驗而惱羞成怒，最終轉化為子虛烏有的指控，而無法承認自己是無知的。面對此情況，本人認為蘇格拉底同樣運用了他的邏輯性來處理這個問題，即蘇格拉底選擇了遵守法律並不是為了他的雅典公民身分而是要突顯其同胞的愚蠢與無知並強化了其哲學家角色的本質，亦即蘇格拉底的成色是A→B→A（但內心本質沒有變化）因為蘇格拉底至死至終從未放棄其哲學家的角色。

最後為什麼蘇格拉底沒有選擇公民不服從。如果蘇格拉底選擇了公民不服從，我們便可以推論這篇文章可能是偽作，如果蘇格拉底選擇了公民不服從，他便犯了自己邏輯論證上的錯誤。公民不服從是公民認為法律不合理時以己身去違抗不合理法律的不合法處理方式，但蘇格拉底認為犯錯的是他的同胞而不是國家，在《克里托篇》中我們得知蘇格拉底告誡克里托如果逃跑等於是摧毀法律與整個國家，因此蘇格拉底成為了「同胞犯錯下的犧牲品」放棄逃跑，最終選擇那條神所指引的道路。

<克里托>提問三 賴信辰

蘇格拉底說未經考察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蘇格拉底關心的問題是人應該如何過生活？我們要知道怎樣是美善的生活，才能夠去過美善的生活。因此蘇格拉底不斷的追問，否定掉當時的真理、公道觀念，反駁了那些在當時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惹怒了眾人的信仰，這種信仰不只是宗教上面的信仰，還有對於生活觀念的信仰，也就是該如何過生活的信仰，最後遭到判刑。蘇格拉底不願意逃避死亡的理由， 是對雅典城邦的政治制度最大的抗議，表達其失望的情緒，蘇格拉底在反駁大家的觀念之後，雖然也無法提出正確的解答，但是蘇格拉底承認了自己的無知，而被觸怒的眾人不僅不知道自己的無知，還用這種自以為是的無知，將蘇格拉底處死。蘇格拉底說自己身體的死是他對國家的法律的尊重，無疑是對雅典城邦最大的諷刺。

克里托〈提問六〉97113024

如果政治只會使人墮落或不易保持純正，哲學家教人為善、明辨是非，其用意何在？若哲學未能使政治清明、使政客皆為政治家，世人何需哲學？

    首先，我們必須分辨政治和哲學的目標，就現代而言，政治的目的可以視為「提升群體生活的品質」，而蘇格拉底對於政治則認為「理想存在於一個只有智者才能了解的世界」，因此他認為只有哲學家才有統治他人的能力。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政治的目的是為了導向幸福或是更接近幸福的生活，而以亞里斯多德倫理學的角度來說，他主張所有事物以及人最終目的便是追求幸福，而幸福在於追求善甚至是至善。從這裡看來，即使政治會使人墮落，哲學家教人向善，明辨黑白無非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追求幸福，所以哲學家並不是期待人人非得當政治家不可，更多時候他是希望我們能更了解何謂是幸福，每個人對於幸福的定義皆有所不同，因此我們能夠選擇理念相符合的政治家，藉由他們來替我們發聲。

    至於提及政治不免會想到許多向下沉淪的例子，然而我們仍舊必須藉由政治，其制度、力量來維持社會的和諧，就如同法律一般的不可或缺，政治隱含了上位者對下位者用權力或思想的統治，我認為在社會中的主流思想必須是具有正面以及向善的意涵，試想一個情況，在一個社會之中，當我們討論的議題最後的都呈現消極的結果，最後將會導致政治的瓦解，如同中國道家的無為思想所認為一樣，在其經典之作<道德經>裡我們可以看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第十章）「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無為無不為」（第三十七章）等言論。假使哲學不能使政治清明，我們仍仰賴它對於人本身的約束，透過哲學能夠讓政客對社會具有一種無形的道德感，讓這個社會存在著正面的力量，我們透過哲學的角度去省思這個社會的行為，就像蘇格拉底一樣，他就是對於社會的行為有很多不同的省思和不解，純粹站在一個不同於政客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也許政治會使人墮落、不易保持純正，但是這個社會還是需要政治的存在，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可以穩定社會的一個準則；也許哲學不能使政客成為政治家，但是這個社會還是有哲學家的存在，是因為我們需要的也許不是哲學所期待明辨是非的智慧，而是一種讓社會安定可以得到幸福的一個途徑。在一般人的感受上，政治或許比哲學的存在更有意義，因為政治是直接讓每個人感受到它的存在，而哲學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思想，會因人的感受強度而有所差異，不是最重要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哲學不見得是與政治相衝突，而是相輔相成，因為哲學跟政治的最終目的都是希望全人類得幸福。

<克里托> 提問五 97114245

如果政治與法律不可免，同胞之情不可少，身處其中又明白這一切的哲學家，除了私下且迂迴地教導同胞認識自己的無知，勸人為善，探究真理之外，有無其他改變現實的途徑？

        我認為蘇格拉底應改變自己的態度，暫時將自己的堅持擱置一邊，先讓自己免除死刑的罪行，而後再慢慢改變雅典人民對他的看法。在法庭上，蘇格拉底義正嚴詞的以自己的申辯方式反駁對他的不實指控卻激怒了審判團與法官，儘管當下他陳述的是多麼偉大的真理，都無法改變盛怒之下的眾人對他的看法。強硬的態度不僅逼自己走向死亡，也無法使自己的哲學在現世實踐。雖然要蘇格拉底放下身段是他所不願意的，但若免除自己的罪行，便有機會藉由自己的身分與影響力向群眾闡述自己的真理，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雅典人民明白他的理念與哲學。

        但對於審判的結果或者是否應該逃獄的觀點，身為哲學家的蘇格拉底所秉持的原則是不為同胞們所理解的。在申辯篇及克里托篇可以看到，蘇格拉底對死亡所表現的態度是一無所懼的，既然不公判決而使他無法在現世實踐哲學、也無法向人闡明真理，他認為唯有死後能見到真正的法官，而若選擇不逃獄，到了另一個世界才能夠坦然面對冥府的判官並為自己辯白。若因這樣不公的判決而死，自己便是法律錯誤的犧牲品。他認為唯有接受死刑，才能證明法官的判決是錯誤的，且才能讓世人明白他所秉持的真理和原則，在法庭上，蘇格拉底成功的反駁對他的不實指控，儘管最後仍被判處死刑，也沒有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但他表明了眾人不可否認的真理，也就是他無辜被判刑的證據，以此便彰顯判他死刑的人的愚昧；但若蘇格拉底逃獄，到其他國家卻會被當成摧毀法律和政令的人，那麼要如何使人信服他所說的話？不僅當初他所秉持的真理與原則失去說服力，如此也證明了判決蘇格拉底的法官們的看法和判決是正確的。再者，由於當時在法庭上，他已表達自己寧死也不放棄對人民進行考察、敦促大家對美德進行思考，並且也拒絕以罰款或放逐的方式取代死刑的判決，因此，若選擇逃獄不僅違背了當初的誓言，也等同否定他所陳述的那些真理。

   

        對一個哲學家來說，追求真理與哲學固然重要，甚至看的比性命還高，然而，若失去了性命，這些都是無法在現世所實現的，而真理唯有讓群眾明白才有意義，蘇格拉底應換個角度想，並改變自己的態度，才讓群眾能接受他的理念。

＜克里托＞提問五－97114239

如果政治與法律不可免，同胞之情不可少，身處其中又明白這一切的哲學家，除了私下且迂迴地教導同胞認識自己的無知，勸人為善，探究真理之外，有無其他改變現實的途徑？

其實蘇格拉底在我眼裡是一個自以為是的人，我們常常藉由柏拉圖來理解他，我們是藉由一個崇拜他或說是支持他的人來看的這個人。他真的說的話是真理嗎？他所提出的善真的是善嗎？在當時的雅典人眼中，他說的話是真善嗎？若是真的善會有人反對嗎？
　　《禮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即為修己，若是一個不能讓人信服的人，就算說的話是對的也不會受到他人的重視，自己都顧不好的人憑什麼去要求別人？況且蘇格拉底問問題的語氣已經激怒了他人，想要得到別人尊重就應該先尊重別人。
　　我不覺得雅典人是不了解自己所知的是有限的，就如同我去詢問經濟學者有關醫學的問題一樣，的確許多人在自己擅長的領域，通常都表現得很有自信或因此而自滿，但是雅典人真的像蘇格拉底單方面說的如此自傲嗎？如果真的對於自己哪麼有自信的雅典人，為何要如此的相信雅典娜？在伯羅奔尼薩戰爭史這本書中，瘟疫開始流行，雅典人求醫問卜、開始恐懼，他們非常了解自己的束手無策，這樣雅典人真的像蘇格拉底說的那麼的對自己的無知不了解嗎？當時所有的公民都是大學者嗎？一個社會中不可能全都是高階知識份子或專家，這樣的蘇格拉底也太以偏概全了吧！如同當今社會中的某些偏激的言論，但不一定代表了全部人的觀點，例如：被稱做草莓族的世代不一定全部的人都是受不了壓力，也不是生活在富裕的國家就沒有窮人。如果雅典人真的如此的不理性，那些主張不應判刑的人情何以堪，那些蘇格拉底的朋友和受他啟發的青年呢？
　　蘇格拉底一直說別人無知，一直說別人不聰明，他自己都可以在被判刑時發怒，那為何別人不可以不想回答或是不理會他，為何別人就一定要接受他的批判？設想我如果我是雅典人，我應該會覺得他既自大又傲慢，他自大的覺得自己的感覺才是感覺，自傲的覺得否定他的人是愚蠢的。設想有個人在路上問我路，然後一直質疑我，一直問我會不會騙他，問我會不會記錯了，我應該會生氣吧！會覺得他煩，不想理他，為何雅典公民不能這樣做，他們只是不想理會一個一直找麻煩的人，就一直被說成是一個自以為聰明的人，這樣的情況下難怪當時雅典法庭的陪審團們會如此的敵視他了。
　　蘇格拉底一直說他不願意參與政治是有理由的，但我看來他只是逃避，逃避著他不喜歡的政體，蘇格拉底一直是反民主的。我覺得政治大多數是上對下的，小從家庭大到國家，都是如此，在家從小就該聽父母的，在學校要聽老師的話，出社會要根據公司規定，在國家要遵守法律，遵從制度，如果蘇格拉底真的這麼想改變就應該去參與，在既有的規則之下去慢慢改變，或是在公開辯論中去引導。就像現在教育改革一樣，從所謂填鴨式教育改成建構式教育，也不是一般父母甚至是一般學子可以決定的，也許我們可以在公聽會或一些會議中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也是一種參與，但重要的議題或方向卻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但是那些方向卻是學者專家提出的，這樣情況下的我們要表達並非是用偏激的方式吧！我們通常都被要求用民主理性的方式來參與，用選票之類的。蘇格拉底在我眼中正是用一種偏激方式來抗議的人，要求別人理性的人卻如此不理性，他要求別人理性的同時卻也激昂的指責別人，我覺得參與其中才有改變的機會。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我對蘇格拉底的行為最不能理解的地方，每個人在不對的位置評論，都可以說得很好聽，都可以冠冕堂皇，但是人在不同位置思考的方式和考量的點都不一樣，用經濟學供需法則的觀點：供給方總會希望用高價賣出，需求方總希望可以用低價買入，每個人在不同角度本身思考的方向必定會不一樣。
　　所以就我的觀點：想要改變就應該要先觀察再切入，用別人較能接受的方法去切入，去說服，去引導，畢竟在理智（理性）的情況下，人們比較容易去接受別人的建議，尤其在當時的雅典，成為別人眼中良好的公民更容易說服別人，人總是容易去接受跟自己共同或相似的人所說出口的話（群居理論），或是從專家或權威的所說的話（服從性理論）藉由這些方法，會使他人更容易去接受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