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後心得-說謊與全民福祉（97114212）

倘若同胞如此輕信於人，又何能接受言語上的勸誡?難道面對民眾，只有說謊，諂媚，而難以說真話而說服之?即使為了眾人福祉，也只能透過說謊而達成目的?

我認為人類不應該沒有判斷力，說到底還是教育的差別，雖然教育的高低不代表甚麼，但接受教育確實能使人們增加思考的邏輯，開啟不同的思考。很多事情是小時候就被傳授的，而且台灣在以前保守的年代，反叛及不同的思維是難以被接受的，尤其白色恐怖時，造就了老一輩的現在看政治幾乎都以情緒為第一，為了反對而反對，只是因為不喜歡這個政權持有者或政治人物。民眾容易信服某些話語是因為不夠了解，或是觀念已根深蒂固，當以情感為依歸......一切都不理性了。若要民眾對於政治更有判斷力，投資教育絕對是很根本的做法。

說謊，不是一切都可恥而不屑的，人類一天說謊的頻率比想像中的高太多了，小則日常生活，大則國家大事，如果出發點是好的，說點謊又何彷?當然最好坦誠相對的表達是最好的，可是有時候身不由己，很多是難以預料或是無法操控的。畢竟，這世界沒有想像中的簡單，為了全民的福祉，我認為說謊是可行也可以被原諒。

誠實，也未必一定會輸給說謊的人，一個人發自內心的說出最適當的抉擇，還是對傳達到人們的心中，然而誠實必然得加上說話技巧，如何說得令人悅耳，信服等。事實不會變，必要時證據也是相當有說服力的助力，提出不會被扭曲的證據讓人們看亦是誠實所需的關鍵，我相信如此人們絕對能接受的。

最後我想說的是，情勢及環境決定要不要說謊或誠實-沒有甚麼事是絕對的。

說謊與全民福祉-課後心得（96114102）

倘若同胞如此輕信於人，又何能接受言語上的勸誡?難道面對民眾，只有說謊，諂媚，而難以說真話而說服之?即使為了眾人福祉，也只能透過說謊而達成目的?

在我看來，人都是有劣根性，其一就是喜歡聽華麗的辭藻，就算心裡或許明白是謊言或是諂媚的話，但很常時候也是欣然接受。雖然不能說所有人但絕對是大部分的人皆是如此。舉例來說，立法院三不五時的拳腳相向，或是政黨為了維護黨的衷旨和得到特定選民的選票而說出違背大部分民眾權益的話。難道民眾不知道那是在演戲給民眾看和說謊嗎？我想是知道的，但很多政治人物還是沒有停止這種欺騙民眾行為的戲碼，就是因為有民眾不但不唾棄，而且還因此而被說服洗腦。

老師在課堂讓有提到，治國目標、治國能力和受歡迎的程度，那項才是對政治人物來說是最重要的。我想大家會不加思索的回答當然是治國目標和治國能力是最重要的。但弔詭的是，通常政治人物要先是受歡迎的，治國目標和能力才能被受歡迎的光芒被襯托。那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就是要得到人民的認同，那也就是等於得到民眾的歡迎。而其實第一段所述的政治人物通常就是受歡迎的的程度和說話的技巧遠高於他的治國目標與能力。

以上也就是說，我認為如果受歡迎然後又有高超的說話技巧，那要推動政策就是容易的了。如果在這兩個條件下，一個為了人民福祉為目的，一個好的統治者，我認為是不需要對民眾說謊。要不然我認為這國家的人民也真是太悲哀了。

〈科西拉的叛亂〉（The Sedition in Corcyra）

在黨派傾軋、政變和革命頻繁、僭主得勢的希臘城邦，這場看來普通的叛亂，何以引得修昔底斯的高度重視？為什麼這是希臘文明崩解的徵象而非僅是戰事勝負之兆？

〈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

關於〈密提林的辯論〉（The Mytilenian Debate）：如果你們在場，聽完克里昂和戴奧多都斯的陳述，會選擇站在那一邊？理由何在？

說謊與全民福祉

倘若同胞如此輕信於人，又何能接受言語上的勸誡？難道面對民眾，只有說謊、諂媚，而難以說真話而說服之？即使為了眾人福祉，也只能透過說謊而達成目的？

政治與善行

擁有權位、有所貢獻或做出惡行都可佔據同胞的記憶，差別是時間長短和記憶的內容，有時會被當作學習的典範或永不可犯的惡行警示。

1. 您認為，在臺灣，作為公民，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看重這件事，原因何在？
2. 您認為，在臺灣，作為政治人物，可以做出什麼善行而讓同胞永銘在心，世代傳頌？若您不期待這件事，原因何在？

如何臧否政治人物？

從修昔底斯對伯里克利的評價中，他提出（1）廉潔、（2）尊重人民自由、 （3）領導力、（4）動機純良、（5）不逢迎且敢於提出與人民意見相左之判斷等五大條件，來論斷政治人物的好壞。您同意修昔底斯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請按照重要性高低排出優先順序，並舉人物為例說明之。

葬禮演說與政治思想

紀念陣亡將士的葬禮演說詞或象徵政權轉移的就職演說能當作反映一時、一地、一國的主流政治思想或理念？如何分辨其中的真話與安撫人心的客套話？如果政治思想的重要性是在於真偽成分高低，即其中多少是真話，來斷定其價值，但政治思想與真實必須有關嗎？就後世讀者而言，如何分辨其中的關聯？或者以說服力為唯一標準，即接受「政治思想是謊言」的可能性，並視為常態，只要眾人相信且深入人心？或者政治思想的內涵有真、有假也說服力，讀者是因真話或謊言而被說服？

蘇格拉底在〈美涅克塞努篇〉（Menexenus）中說：「從許多方面來看，在戰鬥中犧牲是高尚的。陣亡者儘管可能是個窮人，但死後也能得到莊嚴而昂貴的葬禮，一位長期做了精心準備的聰明人會為他致悼詞。哪怕他並沒有悼詞說的那麼好，發表演說者也會讚美他，說明他為什麼要作他做了的事情，也說明他為什麼不做他沒有做的事情，這就是這些聰明人的美妙之處，他們用華美的言語偷走了我們的靈魂。他們想盡一切辦法讚美這個城邦，讚美在戰爭中犧牲的人，讚美我們的祖先和前輩，還讚美我們這些仍舊活著的人。他們的讚美使我們感到大抬身價，美涅克塞努，我站在那裡聽他們演講，完全被他們迷住了。剎那間我想像自己已經變得比從前更加偉大、更加高尚、更加英俊了。這就是我們那些修辭學家的技藝，他們的言詞一直在我耳邊轟鳴。」（234C-235C）


若言說比行動更是政治生活或治理活動的核心，或者言說本身即是政治行動，何以政治學系並未設有課程講授「修辭術與政治」，以致年輕人常口不能言，手不能寫，既無縛雞之力，又無為價值拼搏之勇氣？

政體運作及其流變

下圖是本學年本課程的核心概念，期能透過典籍，解說政體概念之整體、政體之多面向與多力量及政體流變（動）之本性，引領同學認識政治哲學典籍與日常生活之高度關聯。

以人之處境（Human Condition, HC）為頂點，鳥瞰政體之整體及其多方作用；底部則為生產方式（MP），三個支點分別為地理區位暨自然環境（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GE）、區域暨全球局勢（Regional and Global Situations, RG）、公民行動（Civic Action, CA）；三個面分別是政權（R）、政府型態（FG）和社會生活（SL）。

柏拉圖：克里托篇

蘇格拉底的好友克里托來到監獄裡探望蘇格拉底，除了告知他明天就要行刑，克里托也將脫逃的計畫傳達給蘇格拉底，希望能勸說蘇格拉底不要接受死刑。但蘇格拉底面對死亡，仍不改對於「善」的執著，用問答的方式告訴克里托今天他成為一個犧牲品，並非法律所犯的過錯，而是自己的同胞任意的行為，這段對話錄形成了《克里托篇》（Crito）。

蘇格拉底用法律來代表行家的意見，把國家比喻成主人，認為人民沒有進行報復的能力，並且堅持對於善以及不作惡的想法，也就是無論蘇格拉底逃到哪裡，他國的愛國者都會視他為背叛者，最終蘇格拉底順其自然的踏往未知的道路。

或許是對於同胞的無知早有自覺，蘇格拉底才要用真話不斷的提醒人們的行為，但是當同胞將他送往死亡，他也清楚的明白他的死不是因為國家和法律的不周全，而是同胞的愚蠢，為了不傷害任何一項─國家、法律、朋友，因此死亡變成一種必須的犧牲。然而，若是法律對蘇格拉底就像神喻，我們能將神喻能作為裁定對錯的標準嗎？國家和法律的關係是什麼？何者才是權威？

柏拉圖：申辯篇（答辯詞）

《申辯篇》（Apology）中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為自己的作為辯護，首先是針對他腐蝕青年的心靈，還有不相信國家神明的指控。蘇格拉底說明這些控訴都是因為他傳達「真理」而被眾人厭惡和嫉妒的結果，他認為神之所以認為他是具有智慧的人，原因在於他明白自己的「無知」。最後一部分則是蘇格拉底在面對死亡時，所表現出來的態度。

在第一部分的答辯中，蘇格拉底指出自己講的都是真話，對於很多事情都是無知的，柏拉圖穿插了凱勒豐問神的橋段，說明蘇格拉底被神認為是有智慧的，為了證明神喻，他開始和許多有智慧的人交談，但發現他們自以為充滿智慧實際上卻是無知的。也因為蘇格拉底對不聰明的人們講出真話，導致他被控訴和厭惡。從蘇格拉底和美勒托的對話裡，雖然美勒托指控了蘇格拉底種種的罪行，但是卻無法完整傳遞前因後果的說明為何控訴，以致於在言語中自相矛盾。面對死亡，蘇格拉底認為，「講真話」告知他人是無知的這些行為是正確的，而這也是他職責所在，因此不會去考慮死亡，對於死亡所帶來的未知，他反而認為不該畏懼。

有趣的是蘇格拉底他不去觸碰政治事務，對於他而言公正的目標在政治中似乎是不存在，唯有個人才能了解自己的作為是做對還是錯。因為無論是寡頭政治或者民主政治，在他看來都是不公正的。對於雅典人選擇將他處死，蘇格拉底認為使他死亡的不是缺乏證據，而是缺乏無恥和懦弱。因為雅典人不聽真言和逃避，而選擇了一種惡的方式生活，這種罪惡更甚於死亡的可怕。

蘇格拉底始終在追尋一種善的生活，選擇私人的道德勸說，來告知人是無知的，這樣的真相對於當時抑或現在都是人們無法接受的，也正因為如此，蘇格拉底將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認為參與公眾事務不可能維持公正，但他真的認為這樣的作法能遠離政治？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之四

《彌羅斯人的辯論》主要談論的問題是：利益和正義。

從雅典在辯論中常提到「安全」、「現狀」和「利益」看出，反觀彌羅斯則不斷的強調「正義」、「希望」和「榮譽」。在文本中，彌羅斯先用公理和雅典談判，並且企圖讓雅典為它們設身處地的著想，但是這都比不上雅典對於安全和利益的急迫，因為斯巴達同盟的威脅就在眼前，談論正義和榮譽心無法讓雅典產生安全感，唯一的方式就是拉攏同盟、併吞中立的小島，最好有殺雞儆猴的效果，讓這些中立的島國了解：你可以選擇被屠殺，或者進貢自由享有財產。另外，彌羅斯對於未來的希望大過於現狀，但雅典認為彌羅斯並未對現狀提出讓國家安全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雅典認為除了它所提出的同盟模式以外，沒有其它締約、做朋友的可能。最後是處理榮譽議題，彌羅斯認為斯巴達人不會出賣移民，但雅典則認為斯巴達不會隨意的發動戰爭，損耗自身的實力，而是要視自身的安全、利益是否受到威脅。

許多學者認為，《彌羅斯人的辯論》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爭，對雅典而言，這場辯論的確建立在現實主義之上，但我認為彌羅斯在面對雅典時清楚的明白，無論他們是決定戰爭或者成為同盟，最後的結果都是被奴役的。對彌羅斯而言，他們已經陷入危險，維護其城邦的安全基本上就是正義。但對雅典人來說，正義乃建立於同等關係中，言下之意就是彌羅斯並非同等關係，雅典的正義就是利益的取得。在這樣的認知下，從彌羅斯的角度討論「正義」是死路一條，既然對弱小的一方而言，用「正義」不可能保衛「自由」，那麼有其他選擇途徑？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之三

人類的決定、行動總牽扯到話語的說服和被說服，從第三卷第三章到第五章裡，對立的兩方各自為立場辯護，無論是說真話或謊話，我們都可以從中發現人類在面臨死亡的脆弱、生存的抉擇，以及對革命的墮落，甚至發掘藏在辯論背後的動機。

雅典認為密提林長期以來預謀暴動，因此決定將全體成年男子處死，婦女未成年的孩子則貶為奴隸。這個決定引發了克里昂（支持死刑）和戴奧多都斯（反對處死）的辯論，從辯論詞中不難發現克里昂對權力的渴望、對民眾的不信任，他主張雅典在密提林事件的處理上，必須殺雞儆猴，避免其他同盟國利用小藉口而暴動。反觀戴奧多都斯，他認為人提出「誠實的建議」或「壞的建議」同樣讓聽眾疑惑，因為在這個世界裡，幾乎不可能講「真話」，就算是好的意見也必須「說謊」。他主張若是死刑有效力，那麼當初密提林就不會發生暴動，而是雅典應將密提林的事件轉化為自身的利益，給予城邦悔改和納稅的機會，雅典在此除了贏得美名外，也多了額外的收入。

在底比斯人與普拉提亞人的辯論中，普拉提亞人先是提醒斯巴達人 ，他們曾經幫助其祖父輩，但底比斯人卻指出：過去的善行只能對被害的人有幫助，但行為錯誤、美好的言詞通常只是掩護罪行的煙霧。因此，現實世界並不會回顧過去的誰施予的恩惠，而是以利益作為選擇和合作的首要考量。這樣的概念在第三卷第五章更加明確，因為革命引起了動亂，故許多原則在此而轉變，雖然各自有主張，但實際上無不為了自身利益。他們不受正義和國家的約束，唯一個標準是自己的任性，革命讓整個品性墮落，民眾間彼此猜忌、無法信賴。

倘若現實世界就是以利益為考量，我們可能對他人講真話嗎？如果民眾間沒有信賴的關係，一個國家又該如何維繫價值？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之二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使用了大量的演說辭、以及辯論稿。在第二卷，他引述伯里克利在葬禮上以及召開民眾會議的演說辭，其背景分別是：雅典決定參戰和雅典發生瘟疫。

在決定參戰後，雅典人中最具有聲望的伯里克利在葬禮發表演說。他首先提醒雅典當前的地位、政體乃是基於祖先的努力，因此雅典人必須保衛整個帝國。再來讚揚雅典的法律是被各國仿效，整個城邦由多數人共同管理，只要有能力的人，就能取得公職而非靠社會地位。最後，他說明雅典人對於結交朋友並非出於利益考量。

另外一場演說，則是發生在雅典瘟疫爆發後，瘟疫使人對於神和人間漠視，並且追求當下的享樂，人為的法律、禮儀已經完全無法約束人們的行為，瘟疫的爆發使民眾對伯里克利產生不滿，因為戰爭是導致瘟疫出現的原因，而伯里克利正是決定發起戰爭的倡議者。在民心浮動下，伯里克利召開民眾會議，以防止雅典派人前往敵方和談，並且在演說時指出：若國家滅亡，個人的幸福也會消失。防衛城邦是每個人的事，也是大家的決定，使得政策動搖的因素乃是天災，雅典人不應輕易的和談。

從伯里克利的演說辭中，可以發現伯里克利強調榮譽而非利益，並熟諳民眾會在不理智的情況下(瘟疫爆發、被他人煽動時)作出錯誤的決定。修昔底德認為伯里克利是「領導民眾」而非「迎合民眾」，領導雅典人是出自於「公眾利益」而非「個人利益」。伯里克利是真的出自雅典人的公眾利益已不得而知，但是他在決定發動戰爭時，反覆提及「榮譽」不禁令人懷疑這是否為「利益」的包裝？民眾的盲從和不穩定，代表民眾需要一個如同克里伯利的領導人，不迎合民眾但又具備某種權力？這樣的權力，是否只有神才做得到？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之一

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發生於西元前431-404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為主題寫成的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其中援引許多演說辭和辯論，用非第一人稱的方式來加深本書的客觀性。主旨在談論波希戰爭後，希臘人分為兩大集團─雅典及拉西代夢，雙方衝突、爭辯的背景，最後闡明戰爭發生的真正因素：雅典的崛起，使斯巴達產生對於現實利益的恐懼。

起初的導火線是科林斯和科西拉的衝突，之後轉變為雅典（Athens）和拉西代夢（Lacedaemon）為了支援、幫助其底下的同盟，導致雙方發動戰爭。拉西代夢發現雅典的勢力日益增長，除軍事力量和民主政治外，從同盟得到的納稅金足以購買需要的軍備對抗他們，而雅典擁有的海上城市腹地更可以提供足夠的糧食。最重要也最令他們恐慌的是：希臘大部分的區域幾乎都已臣屬於雅典。

有趣的是，兩大集團為決定戰爭與否召開了會議，各方派出代表對於「主戰」或「反戰」不同的主張企圖說服自己的公民，但都脫離不了自身同盟的利益、榮譽。因此，從這整部戰爭史中可以了解現實社會裡，國家（人）對利益的渴望、利益的屈服還有利益的蠻橫才是生存的方式。然而，國家或者人的利益往往必須藉由「包裝」呈現，不能坦然告知其目的性。故衍伸了以下幾個問題：領導人說服公眾的過程中，是否應該說真話？說了真話公眾是否相信？還是公眾慣於被謊言綁架？

線上原典閱讀：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