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托＞提問五－97114239

如果政治與法律不可免，同胞之情不可少，身處其中又明白這一切的哲學家，除了私下且迂迴地教導同胞認識自己的無知，勸人為善，探究真理之外，有無其他改變現實的途徑？

其實蘇格拉底在我眼裡是一個自以為是的人，我們常常藉由柏拉圖來理解他，我們是藉由一個崇拜他或說是支持他的人來看的這個人。他真的說的話是真理嗎？他所提出的善真的是善嗎？在當時的雅典人眼中，他說的話是真善嗎？若是真的善會有人反對嗎？
　　《禮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即為修己，若是一個不能讓人信服的人，就算說的話是對的也不會受到他人的重視，自己都顧不好的人憑什麼去要求別人？況且蘇格拉底問問題的語氣已經激怒了他人，想要得到別人尊重就應該先尊重別人。
　　我不覺得雅典人是不了解自己所知的是有限的，就如同我去詢問經濟學者有關醫學的問題一樣，的確許多人在自己擅長的領域，通常都表現得很有自信或因此而自滿，但是雅典人真的像蘇格拉底單方面說的如此自傲嗎？如果真的對於自己哪麼有自信的雅典人，為何要如此的相信雅典娜？在伯羅奔尼薩戰爭史這本書中，瘟疫開始流行，雅典人求醫問卜、開始恐懼，他們非常了解自己的束手無策，這樣雅典人真的像蘇格拉底說的那麼的對自己的無知不了解嗎？當時所有的公民都是大學者嗎？一個社會中不可能全都是高階知識份子或專家，這樣的蘇格拉底也太以偏概全了吧！如同當今社會中的某些偏激的言論，但不一定代表了全部人的觀點，例如：被稱做草莓族的世代不一定全部的人都是受不了壓力，也不是生活在富裕的國家就沒有窮人。如果雅典人真的如此的不理性，那些主張不應判刑的人情何以堪，那些蘇格拉底的朋友和受他啟發的青年呢？
　　蘇格拉底一直說別人無知，一直說別人不聰明，他自己都可以在被判刑時發怒，那為何別人不可以不想回答或是不理會他，為何別人就一定要接受他的批判？設想我如果我是雅典人，我應該會覺得他既自大又傲慢，他自大的覺得自己的感覺才是感覺，自傲的覺得否定他的人是愚蠢的。設想有個人在路上問我路，然後一直質疑我，一直問我會不會騙他，問我會不會記錯了，我應該會生氣吧！會覺得他煩，不想理他，為何雅典公民不能這樣做，他們只是不想理會一個一直找麻煩的人，就一直被說成是一個自以為聰明的人，這樣的情況下難怪當時雅典法庭的陪審團們會如此的敵視他了。
　　蘇格拉底一直說他不願意參與政治是有理由的，但我看來他只是逃避，逃避著他不喜歡的政體，蘇格拉底一直是反民主的。我覺得政治大多數是上對下的，小從家庭大到國家，都是如此，在家從小就該聽父母的，在學校要聽老師的話，出社會要根據公司規定，在國家要遵守法律，遵從制度，如果蘇格拉底真的這麼想改變就應該去參與，在既有的規則之下去慢慢改變，或是在公開辯論中去引導。就像現在教育改革一樣，從所謂填鴨式教育改成建構式教育，也不是一般父母甚至是一般學子可以決定的，也許我們可以在公聽會或一些會議中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也是一種參與，但重要的議題或方向卻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但是那些方向卻是學者專家提出的，這樣情況下的我們要表達並非是用偏激的方式吧！我們通常都被要求用民主理性的方式來參與，用選票之類的。蘇格拉底在我眼中正是用一種偏激方式來抗議的人，要求別人理性的人卻如此不理性，他要求別人理性的同時卻也激昂的指責別人，我覺得參與其中才有改變的機會。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我對蘇格拉底的行為最不能理解的地方，每個人在不對的位置評論，都可以說得很好聽，都可以冠冕堂皇，但是人在不同位置思考的方式和考量的點都不一樣，用經濟學供需法則的觀點：供給方總會希望用高價賣出，需求方總希望可以用低價買入，每個人在不同角度本身思考的方向必定會不一樣。
　　所以就我的觀點：想要改變就應該要先觀察再切入，用別人較能接受的方法去切入，去說服，去引導，畢竟在理智（理性）的情況下，人們比較容易去接受別人的建議，尤其在當時的雅典，成為別人眼中良好的公民更容易說服別人，人總是容易去接受跟自己共同或相似的人所說出口的話（群居理論），或是從專家或權威的所說的話（服從性理論）藉由這些方法，會使他人更容易去接受自己的想法。